什么是文化研讨？

作者：Angela McRobbie

译者：Olivia Lin

广州摆渡学人留学社会学部

▲ Angela McRobbie

她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传播学教授，研讨兴味为文化社会学、年轻女性与大众传媒、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和盛行文化、英国时兴行业、创意经济、初创时兴企业和城市环境中的微型企业等。

McRobbie, A. (2020, August 18).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Retrieved July 18, 2022,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ac.uk/blog/what-is-cultural-studies/

文化研讨是英国在战后产生的一门相对较新的跨学科研讨范畴，它的两位开创人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以为这个学科的降生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其第三位开创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那样，文化研讨是在对其合理性有争议的状况下取得成果的。

学者引见：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20世纪中期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家，文化研讨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1974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学问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他的研讨重点是现代文化与盛行文化，研讨范畴横跨文化研讨、社会学、文学等各个范畴。霍加特曾先后在赫尔大学、莱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任教，于1964年兴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讨中心，开创当代英国文化研讨的先河。代表作包含《识字的用处》（1957）、《当代文化研讨：一种文学与社会研讨的途径》（1969）、《我们往常的生活方式》（1995）。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当代文化研讨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讨批判家和思想家。主张“文化对等、种族公正”。主要著作有《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文化研讨：两种范式》等。

为什么有必要给雷蒙德·威廉姆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等从事文化研讨的人贴上这样的学术标签呢？这些思想家都知道“从下往上”（from below）来研讨文化的学术传统，即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或不属于社会和政治精英的人群有关的文化习俗和仪式。

这三位开创人都受过和英国文学有关的学术锻炼，雷蒙德·威廉姆斯自创了D·H·劳伦斯（D·H·Lawrence）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等作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取材于在贫穷的采矿业或农业社区的见闻，由于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转型，社区里的人们颠沛流离。

理查德·霍加特在利兹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长大，后来成为一个“奖学金男孩”。他写了一本名字看起来费解的经典作品，叫《识字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部分是基于他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住在左近的人们的生活习气、仪式和日常生活的记忆。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妇女们是怎样打扫前门台阶的，以及她们在晾衣服时是如何隔着篱笆闲谈的；她们还喜欢读一些华美封面的盛行妇女杂志，这为她们艰苦的生活里带来一些刺激和高兴。

理查德·霍加特的这些记载并没有出往常官方的历史中，他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居民丰厚的生活和团结的特性。1951年，斯图亚特·霍尔以罗德学者的身份从牙买加来到牛津，他的思想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核裁军运动（CND Movement）、“新左派”（New Left）和反殖民斗争中构成的。

书籍引荐：《识字的用处》

本书采用民族志的研讨措施，集中解读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描写与勾勒了20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庞大变更，本书试图证明二战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社区是具有传统的有机社会颜色的。

斯图亚特·霍尔后来成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讨中心的主任，他继承了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姆斯所确立的允许研讨大众阶级日常生活的学术传统。往常，这一范围扩展到了黑人与少数民族、青年与亚文化，和洗砦筅电视上看肥皂剧的工人阶级妇女。

斯图亚特·霍尔和他指导的研讨生（包含我自己）自创了近期翻译的法国理论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措施论，将其用于研讨普遍的盛行方式，如具有华美作风的朋克与出往常小报中的黑话。我用黄色封皮的“当代文化研讨中心模板纸”（是用主办公室隔壁小房间的基士得耶数码印刷机）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作品，它叫《杰基杂志：青春期女性的认识形态》（Jackie Magazine: 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eity）。

但这样一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抵达高峰的冒险做法，的确遭到了来自其他院系学者的反对，斯图亚特·霍尔乐于去回想他是如何收到来自英语和社会学系逃避这种跨学科活动的通知。

他和蔼可亲的学术对话作风、对分歧理却严肃的学术研讨课题的开放态度、以及他对权益是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运作的研讨兴味，激起了来自“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学者的研讨热情。

固然在这样含糊的范畴工作是一种自由，但事实证明有大量的新颖血液注入这一学科中，如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出版了第一部明星研讨的著作；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指导下写出了关于青年亚文化的著作；夏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和大卫·莫雷（David Morley）对“本土电视”的开创性观众研讨。

学术小志

伯明翰学派

是西方当代文化批判及美学学派。20世纪60年代中期盘绕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讨中心而构成，以研讨浅显文化和媒体而著称。前期的伯明翰学派由于其成员大多出生于中下层或工人家庭，所以采取与以往精英学问分子不同的态度去看待、研讨浅显文化，力图重估其价值。

学者引见：

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英国学者，现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电影研讨系担任教授，研讨兴味为意大利电影、酷儿理论、文娱与种族、性别与表征的关系，此前曾在华威大学电影研讨系任教多年。代表作《明星》（Stars）。

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伯明翰学派重要成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电影系教授，科际整合人文中心主任。代表作《亚文化：作风的意义》。

夏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为华威大学电影和电视研讨系教职员，研讨兴味集中在电影和电视、文化与女性主义的联络和观众研讨。

大卫·莫雷( David Morley）：现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媒体、传播和文化研讨系任教，研讨兴味包含媒体受众/技术研讨、文化天文学和全球化。

而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英国国旗上没有黑人》（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则成为了种族和民族研讨的重要著作。这些研讨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努力于将平凡的生活带入严肃的学术研讨中，由于以前这被视为低级而不是高级文化（low but not high culture），因而不具备经典的道德价值，不只如此，为这些边沿化的声音和活动创建研讨网络自身就是个激进的项目。

由于这些研讨大都被归入了学术课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公开大学），斯图亚特·霍尔于1981年担任社会学教授，所以这些研讨也在为进入高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反叙事作用。

在我试图剖析往常被称为“规范的女性”（normative femininity）的痛苦与矛盾的乐趣时，我并不是一个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端，英美学者们便开端质疑为何经常将女性与琐事联络在一同。1974年，当我在英国文学和社会学的第一个学位毕业时，很少文学系所以为以女性杂志为主题的论文是契合规则的，而在社会学中，有关年轻女孩与她们的休闲活动的主题只会被荒唐地以为是“离经叛道”的举措，但在伯明翰，这完整能够作为一个研讨对象。固然文化研讨最终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具有了受人尊崇的位置，但它的一些研讨内容有时依旧会被古板年长的学者所扼杀。

事实上，我往常也曾经年老，它也会发作在我身上。时兴产业和创意经济中的不稳定工作？小报和真人秀中对女性贫穷的凌辱？即便是往常，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文化研讨具有有效性，但或许对这种有效性的不时质疑，这个关于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价值的故事才干被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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