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6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讨中心举行的“写本及其物质性”的会议第一场由文学院徐楠教授掌管中止。本场发言的两位学者分别是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米歇尔·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教授与复旦大学的余欣教授。
米歇尔·朗格勒瓦教授在《死海古卷中的<圣经>写本及其物质性》（Biblical Manu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Biblical Text Among Dead Sea Scrolls）一文中重点讨论了死海左近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希伯来《圣经》写本。并将其与伊拉斯谟公认本希腊文《新约圣经》(textusreceptus)中止对比,明晰地鲜明了《圣经》的编修。并在肯定这些写本的年代，多大水平上代表制造《圣经》的群体，提供哪些关于《圣经》文本物质性的信息，这些古卷的现代版本和希伯来《圣经》背地的文献学措施等问题上中止论述。作者首先论述死海古卷发现之前我们所知的古代《圣经》的抄本谱系。最早且最完好的是约公元前一世纪于埃及藏经库里发现中世纪希伯来《圣经》的抄本（图1）。这片区域曾是犹太人社区生活的社区。这是讨论完好的希伯来《圣经》这是最早的抄本，后世很多译本也皆基于此本。而现存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抄本也并不完好（图2），由于《摩西五经》约在公元前900年之时已被烧毁了。
图1 希伯来《圣经》抄本 图2 阿拉伯《圣经》抄本 此外，中世纪4到6世纪期间拜占廷时期，在死海左近的盐基地发现了零散的资料，依托现代科技能够用虚拟的方式把它展开，用X光做成电子版（图3），却只能看见几行文字而已。而死海《圣经》则将《圣经》抄本研讨的时间轴推至一千年前。往常能够用希伯来文阅读圣经文本是一场反动性的发现。
随后，作者从抄工对文本的修正推导出圣经的不同谱系。在埃及的西奈一个修道院发现的希腊文《圣经》的“西奈抄本”可追溯至公元四五世纪。对比此版本与希伯来《圣经》区别的时分，我们不由疑问，是这个译者有不同的希伯来文本，还是做了不一样的改动呢？抄工以为有自由改动这个文本的权益吗？ 而《圣经》诸抄本的方式也各异。很多卷轴都是写在羊皮纸或纸草上，而这些在当时都是昂贵的资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些卷轴字特别小，由于要省地。但是有一些却有十分大的空白与字母，字母间的空隙也很大。这亦与抄工的态度有关系：抄工以为这个资料值钱与否，或其资金来源如何。 这些发现证明了我们一个想法，圣经有不同的谱系，希伯来《圣经》并不如我们所知道的中世纪的抄本，如阿拉伯抄本，列宁格勒抄本一样，即为这个抄本的定本。它们为同一个文本类型谱系，但是也有其他的谱系，有不同的译文。 最后作者重新回到死海《圣经》文本的物质性和重建。由于文本自身的活动性，希伯来字母的演化并不一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论是由于宗教缘由，还是由于政治缘由，或者是有敌对的抄工团体，他们必须求使自己和对方分辨开来，字体某一天可能会忽然的改动。而作者则应用计算机树立语料库的措施来剖析字体。而我们原本以为的抄工的“错误”可能是一种编辑，一种编修性的干预。故我们观看文本自身，必须分辨出来哪些是修正，哪些是编辑，哪些是编修，他们不只是抄工而已，他们也是编修者。我们怎样立界线分辨哪个是经文，哪个不是，假如一个书我们以为它是一个经卷的版本，而不是另外不同的书，那么我们的规范在哪里。研讨这些羊皮卷的学者普通关注宗教性，而不是文天性，关于《圣经》历史上需求我们用新的措施论寻觅一些新的研讨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演进历史上需求中止的一种研讨的眼光。 复旦大学的余欣教授发表了《物质性—仪式性—艺术表示:中古佛教“藉经具”的博物学解读》一文。文中将经帙、经巾、经案、经函等具有收装和藉承佛经功用的器物统称为“藉经具”,作者从博物学径路动身,运用敦煌文献、出土实物与图像资料中止综合调查,进而超越物质性与文天性剖析,着重从仪式理论和艺术表示的角度中止细致的解读,试图提示佛教藏经的构成及其学问体系与书写、珍藏、运用、供养理论的关系,以此为了解中古中国学问-信仰-社会结构和世界图像的一个新的进路。作者运用博物学的视角，构筑了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阅历的“统一场”。
经轶是以竹蔑为线，用彩色的线为经线，用工艺编制而成，有些里面用绢作为衬里编织而成。不同经文的经秩以不同的颜色、材质与丝绸做成，并有不同标识的措施。除了敦煌资料之外，作者还征引了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范围之内以及日本的资料（图4-图7）。从关于经帙形制的讨论，作者试图厘清以下问题：1. 经帙关于大藏经的构成、写经制度、珍藏理论、目录体制的影响；2.不同等级的经帙与佛经的对应关系及其所反映的教义、宗派、判教、经录思想；3.佛塔中安置的不同佛经的选择性及其安置位置说表示的时期的信仰好尚；4.施入经帙的仪式性和官方颜色所呈现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和政教关系。
图4 经帙部分织纹
图5 经帙外的签条
图6、7 不同经帙外观 其次，作者讨论了经巾的仪式性问题。目前所见经巾实物并未几（图8）。所见在佛教阅读中或者特地转唱的仪式里面，要把经巾扑在经案上，再把经帙或者经卷放在经巾上面中止供养或者转读。有些寺院举行大的仪式需每个寺院要出金巾一条，供养居里面也特别讲到金巾织造、颜色、长度等。作者总结出经巾在运用中的五点仪式性：1.在法会上转念经文时铺设于经案之上，具有庄严、供养的性质和功用；2.施入供养有特定仪式。施经巾疏、施经巾发愿文等范本的存在；3.在某些特定法会（例如小祥）上施入经巾；4.在唱导、转念仪式中或有特地的经巾承担不同的功用；5转经、懺念等仪式性表演中与经卷、经帙、经案、经函的整体配合。
图8 MAS.856 经巾 此外，作者还谈到经涵及各类藉经具在图画中的视觉表示，特别是在辽代墓葬壁画中（图-图）。最后作者从措施论角度加以总结，本文将器物视为文本记载、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阅历的“统一场”,调查学问建构与物质形态、仪式行为、运用理论之间的关系,树立器用结构与学问体系、社会生活的关联,进而挖掘学问-信仰传统生成与结构的深层内涵。从学问——信仰体系的建构过程,重新思索博物学作为一种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在社会、思想和文化史上的意义,尤为注重出土文献、传统史志、域外典籍和考古文物的相互发明,并力图沟通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器物艺能和相关学科工具,中止会通式的研讨,树立起博物-宗教-礼俗-艺术相融合的研讨范式。
发言终了后，现场学者与听众对两位发言人的讲演均热情地回应并提问。如字迹的含糊性与共同性如何完成数据库的精确判别，米歇尔教授以为这需求众多的资料构成庞大的资料库，才能够辨认同一字体不同书写的差别。柯马丁教授猎奇敦煌能否存在展示性文本，余欣教授解答比较带有展示性质的文本大部分是宋代以后，而敦煌基本没有。又如为何藉经具在辽代墓葬壁画中多呈现。余欣教授以为有两点：首先是辽代自身的崇佛习尚，另外是辽代壁画对唐代壁画母题的继承。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