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型国度话语的构成及其对全球政治叙事的影响 2020 年 8 月 6 日，英国记者、作家阿里斯·路西诺（Aris Roussinos）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魂，一个‘文化型国度’崛起的幽魂，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1】2021 年 11 月，芒克论坛约请笔者对话，主题是“何谓文化型国度”。【2】2022 年 5 月，美国《国度利益》杂志刊文《文化型国度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该文章聚焦于同年 4 月在纽约举行的主题为“文化型国度与自由主义帝国——两者能否终将碰撞？”的研讨会。文章以为，一种悄然构成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型国度”论述已开端危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次序。这次会议除了有学者参与外，美国多位前高官也与会发言。文章称“文化型国度”话语公开蔑视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范式”，曾经在非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对西方世界内部的左右两翼也产生了影响。【3】2022 年 6 月 29 日，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前夕，香港外国记者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FCC）约请笔者演讲互动，主题是“文化型国度与民主和香港的未来”。【4】 显然“文化型国度”话语曾经走出学术象牙塔，成为影响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抉择的某种“显学”。本文旨在梳理“文化型国度”话语的来龙去脉，概述非西方世界及西方世界关于“文化型国度”的主要论述，并就“文化型国度”话语对全球政治叙事的影响及其缘由做出一些初步判别。 “文化型国度”概念的提出 国际学术界从文化视角研讨人类政治的传统由来已久，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讨》，从布罗代尔的《文化史》到亨廷顿的《文化的抵触与世界次序的重建》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但西方主流学者似乎从未深化关注过古老文化与现代国度融合的可能性。国内学者从文化视角讨论中国与世界也有不少著作，【5】但由于种种缘由，聚焦于中国方式可能引领乃至重塑世界的论著甚少。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方式和中国话语的研讨者，笔者经过对不同文化和国度的普遍调查和比较研讨，得出一个谨慎的结论：中国曾经经过长期不懈的探求，成为一个把数千年没有中缀的古老文化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度分离起来的国度，并在许多方面完成了对西方国度和西方方式的超越。笔者把这样的国度定名为“文化型国度”，以区别于西方学术界长期占主导位置的“文化-国度”叙事。这种叙事的经典的表述就是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度的（古老）文化”（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6】白鲁恂以为，由于中国古老文化的影响，中国不可能构成包含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在内的现代国度。他笃信现代国度只能是“民族国度 + 西方民主政体”这种显然曾经掉队的规范。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于 2009 年出版了《当中国统乱世界》一书，力图把“文化-国度”概念中性化。他以为，作为一个没有中缀的古老文化，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度，中国的崛起必将深化地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化。但马丁·雅克亦以为，中国文化和现代国度特性之间会有某种张力乃至抵触，这种抵触“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以为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方式复生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而中国人的种族自卑感也可能对现有国际次序构成某种应战。【7】 笔者则以为，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度，但中华文化的种种特质又使其与众不同，由于中国曾经融合古代文化与现代国度的优点而崛起。作为一个现代国度，中国接受现代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 笔者于 2010 年正式提出“文化型国度”命题和理论框架，强调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度，其现代性融入了自己长久文化的许多传承，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完成了对西方方式的超越。例如，“文化型国度”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中国“民意”和“民意”分离方式超越了西方仅依托“民意”的方式，中国“选拔 + 选举”方式超越了西方仅依托选举的方式，中国“混合经济”方式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中国的自由与自律均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更具现代性，等等。笔者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从不同层面论述“文化型国度”：《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2011 年）、《中国超越：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光彩与幻想》（2014 年）、《文化型国度》（2017 年）。其中《中国震动》的销量过两百万，被译成十来种文字，在国内外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固然笔者正式提出“文化型国度”的时间是 2010 年，但自己构成“文化型国度”理论框架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研讨和思索的过程，以至能够追溯到 1980 年代中期笔者与白鲁恂教授自己的接触。1985 年 10 月，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的白鲁恂以专家身份，随美国知名人士代表团访华，【8】先后会晤了中国国度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外交部部长吴学谦等。这些会晤都由笔者担任翻译。白鲁恂给我留下了较为特殊的印象，他每次会晤中国指导人都积极提问，但会晤后又常常埋怨中国政治哲学和文化的所谓“缺陷”。一次中美双方互动时提及“理论是检验谬误的独一规范”，他表示不以为然，他以为这样的政治哲学是不明智的，没有一个政府的合法性能够树立在政绩上，假如树立在政绩上，那么政绩差了合法性就没有了。后来笔者自己从事学术研讨后，深感白鲁恂的学术成见影响了不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政治学者。 1988 年，笔者考入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讨院（IUHEI）【9】攻读博士学位。笔者应用这段较长的稳定时间，对中国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变革开放进程，特别是认识形态与中国变革开放的互动关系，中止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讨，逐步构成了自己关于中国展开方式的较为完好的思索和判别。1994 年 6 月，笔者以优秀成果经过博士论文争辩，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于 1996 年修订、出版了第一部英文专著《邓小平常期的认识形态与经济变革（1978—1993）》（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1978-1993)），在国际学界遭到好评。【10】当时西方国度还陶醉在冷打败利的欢庆之中，十分看衰中国政治体制和展开方式，而笔者经过比较扎实的研讨，以为中国曾经探求出自己的胜利之道，即中国方式。2000 年，笔者出版了第二部英文专著《改造中国：中国经济变革及其政治意义》（Transforming China:Economic Refor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11】，国际反响也不错，笔者以为中国曾经探求出自己的胜利方式，虽有缺乏，但经得起国际比较。与此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心，自 1983 年以来笔者简直每年都实地走访、调查一些国度，至 2006 年 7 月终于完成了实地调查百国的心愿。笔者走的中央越多，研讨越深化，越觉得西方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存有太多的问题，越觉得需求一种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整体掌握，才干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本着这样的认知，笔者开端分离自己的百国之行以中文撰写“思索中国三部曲”【12】，提出：“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就需对自己的过去、往常和未来有一种总体上的认知和掌握，唯有这样，这个民族才干眼光远大、无惧风浪、国运昌盛。”笔者还这样写道：“在一些触及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上，自己走的国度越多，构成的比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为这样的比较和感悟也能够算是对事物展开的某种总体认知和掌握，故不揣肤浅，信笔挺书，以求与一切关怀中国命运的人共同讨论这些环绕在心的问题。”【13】与此同时，笔者也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一些关于中国方式的文章。 2006 年 11 月 2 日，笔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方式之魅力》的评论文章。当时中非协作论坛召开在即，准备参与论坛的非洲指导人人数超越参与非盟首脑会议的指导人人数。笔者以为他们来中国参与这个论坛，不只是为了推进贸易、投资和援助，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展开方式。在走访百国后，笔者发现，美国方式在非西方国度总体上十分失败，并做了一个预测：关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中国方式将会比美国方式更有吸收力。【14】当时，国内外关于中国方式的争论正方兴未艾。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唱衰中国方式在国内学术界和网络空间简直占主流，笔者则以为中国方式虽有缺乏，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以至明显胜出。笔者于 2008 年出版了充沛肯定中国方式的《中国触动全球》【15】一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9 年 10 月，笔者应邀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见到时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他高度肯定《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认同笔者的主要观念和叙说措施，希望笔者的下一本书由他来出版。笔者告知他，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基本构思是从一个 5000 年持续不时巨大文化复兴和超大型现代国度的视角，来讨论中国方式与中国话语，估量半年左右能够完稿。笔者最后于2010 年 4 月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并花了不少时间构思书名，最后定名为《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笔者为“文化型国度”加了引号，表示这是一个贯串全书的新概念，以期惹起关注。笔者在书中论述了“文化型国度”的概念、特征、方式、制度布置、中心理念及政治话语等，指出，“18、19 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度，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 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度，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越前两批国度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度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化与现代国度堆叠的‘文化型国度’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展开方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陈昕收到书稿初稿后十分快乐，提了一些修订意见，还特地写了一个出版计划，其中谈道：“这部著作提出了‘文化型国度’这一新概念，并把‘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作为全书剖析和论述的主线。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不时把‘民族国度’与‘文化国度’对立起来....... 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化’形态的国度看作中国树立现代国度的障碍和累赘，以为正是这个缘由，中国无法构成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度’（现代国度）。张维为经过研讨指出，今天的中国曾经是把‘民族国度’与‘文化国度’融为一体的‘文化型国度’。”【16】陈昕提出，“张维为关于‘文化型国度’崛起的命题及剖析显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愈加深化地总结和了解这30 多年来中国变革开放所取得庞大成果的深层缘由，坚决我们走自己的路的决计和自信心”【17】。 2010 年 5 月 26 日，笔者在上海春秋研讨院以“中国方式和普世价值”为题论述了自己关于“文化型国度”的一些观念，指出，“中国是个文化型国度，有自己独立、完好的各个方面的体系，这所产生的影响使她能够成为不时产生新规范的源泉”【18】。这个发言的部分内容刊登于2010 年 7月的《社会察看》杂志，这应该是“文化型国度”概念第一次出往常中国纸媒上。 2010 年 5 月 27 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以“世界展开中的中国方式”为题做了演讲。当时国内很多人不自信。在互动环节中，一位听众提出“中国方式肯定无法持续”。笔者说，一切在于比较。中国方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假如由于种种缘由，中国方式最终被我们自己承认掉，那么中国将会呈现天灾人祸，但大乱之后中国人民还会重新站起来，再回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只是代价会太大，我们要尽量避免。笔者的演讲是这样结尾的：“中国的崛起不是普通国度的崛起，而是世界上独一的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所谓‘文化型国度’就是说中国不只具有政府、经济、国防、教育等现代国度的特征，而且具有自己共同的传统文化的一切特征。中国‘文化型国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原创性。在人类主要学问范畴内，中国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言语、建筑、美术、音乐、文学、军事、教育、体育、医学等都是这样。我也置信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方式的崛起，随同而来的一定是中国话语的崛起，而这种话语背地是一个五千年文化的底蕴和力气，它会震动以至重塑 21世纪的世界。”【19】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以《中国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为题做了报道，但没有提及“文化型国度”概念。 2010 年 11 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之邀，笔者参与了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己当时刚刚校正完《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书稿清样，笔者为论坛提交的论文《“文化型国度”视角下的中国方式》也源于这部书稿。“文化型国度”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第一次比较完好地论述和发布，就是笔者给论坛提交的论文以及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笔者于 2010 年11 月 7 日在论坛上引见自己的论文，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官网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同日转载）做了报道：“11 月 7 日上午，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一分会，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讨中心高级研讨员张维为作了题为《‘文化型国度’视角下的中国方式》的讲演。他以为中国‘文化型国度’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范围、超宽广的疆域疆土、超长久的历史传统、超深沉的文化沉淀，以及共同的言语、共同的政治、共同的社会、共同的经济。这些特征实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构成的‘百国之和’的大格局，也规范了中国展开道路的共同性和中国方式的一切特性。在中国方式引导下，中国‘文化型国度’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独一的‘文化型国度’的崛起，这种崛起必将深化地影响国际次序的演化和世界的未来。”【20】这应该是中国官方网站第一次发布“文化型国度”概念，笔者用英文撰写的论文摘要也一并在官方网站上被刊登出来，题目是：The China Model: A Civilizational State Perspective（Abstract）。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次呈现“civilizational state”这个英文概念。 2010 年 11 月 8 日的《人民日报》以《真实中国需求多样呈现》为题也报道了这次论坛。但文章运用的依旧是西方汉学家常用的“文化-国度”这个概念，而非“文化型国度”概念。文章是这样写的：“关于中国方式的争论也成为此次论坛的焦点，即便是‘中国通’之间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张维为以为，中国方式构成于中西方文化大范围的碰撞和激荡，是国际互动与竞争的产物，这是我看好中国方式的缘由。张维为指出中国的崛起惹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重要的缘由是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中国方式崛起的，这是一个具有 5000 年历史的文化国度的崛起，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的。超大型的人口范围、超宽广的疆土、超长久的传统、超深沉的文化沉淀，再加上共同的言语、共同的政治、共同的社会、共同的经济，构成了完整崭新的中国方式。”【21】从今天网上能够搜索到的信息来看，当时国内纸媒提及“文化型国度”的只需 2010 年 11 月 8 日出版的上海《新闻晨报》。【22】2010 年 12月 10 日出版的《社会察看》杂志全文刊登了笔者的论文。【23】 从 2010 年 11 月 7 日论坛的现场反响来看，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高度肯定了笔者的论述，他以为“百国之和”这个概念抓住了关键。但不少学者对笔者的观念都有保存。一位学者说：“往常提中国方式还太早，无论是对西方学者还是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都是一个 100 年后才能够或者需求讨论的问题。”另一位学者说，“中国方式还没有真正阅历过危机，万一阅历危机恐怕就不行了”。笔者问他：“那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这么多危机呢？”他私自与我争论：“什么中国方式？这么多中国人要移民。”笔者回答说，“不用担忧，一出国就爱国，这是大约率的事情”。另一位学者对笔者提出的“文化”概念提出质疑，他以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文化”与“文化”含义不同，例如德国人的“文化”恰恰是现代化的物质的东西，而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文化常常跟现代性和普世价值联络在一同。笔者做了解释：我运用的“文化”与四大文化古国中的“文化”分歧，而不同文化下许多文化价值是能够共享的，但它们的优先次第可能是不一样的。另一位学者以为，在中国方式争论的背地是中国展开从过去的“展开缺乏”到后来的“展开不当”，往常依旧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24】总之，当时的讨论热烈而坦诚，这是一场颇有意义的真正讨论。 《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一书于 2011 年 1 月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内，几度断货，六次加印，一时洛阳纸贵，同时国内关于中国方式的争议也愈加猛烈。当时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在思想界，《中国震动》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方式的话题愈加火热，将所谓‘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方式派’的论争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近 20 年的北大教授陈平说，‘《中国震动》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激烈的思想震动’，但亦有论者逆来顺受地运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之 PK，写出洋洋万言的长文驳斥《中国震动》。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利乃至水火不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25】 “文化型国度”话语走向世界 笔者把“文化型国度”翻译成 civilizational state 是有缘由的。如前所述，笔者不认同白鲁恂等西方主流汉学家诠释的“文化-国度”概念（civilization-state），以为需求一个新的英文概念来加以精确表述。当时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 civilizational state。但在 2010 年，从能够查到的《新英汉大辞典》《牛津百科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来看，英国英语中似乎还没有“civilizational”这个词，只需 civilized（本意为“开化的”），它的对应词是“野蛮的、愚蠢的”，这显然不是笔者要表白的意义。笔者想用的 civilizational state, 其对应词应该是“民族-国度”（nation-state），即西方观念中的“现代国度”。而笔者定义下的“文化型国度”触及的人口、疆土、传统、文化等都是古代与现代的分离，都是“nation-state”难以容纳的。唯有civilizational 才干更为精确地表白笔者的本意，而且重点必须落在 state 上，“文化型”只是修饰词。正因如此，固然英国英文辞典里似乎还没有这个单词，笔者就这样用了，置信这个词的结构（civilization + 词缀 al）能够不言自明。 2011 年 2 月 4 日，笔者应荷兰参议院的约请，在古色古香的参议院大厅做了题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方式及其意义”的宗旨演讲，概述了笔者关于中国方式与文化型国度的观念。笔者说，由于种种缘由，一些欧洲人总以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正在等候一场“颜色反动”，“但是，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度，而是一个‘文化型国度’，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的统一国度的历史；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化与现代国度形态简直完整重合的独一国度”。【26】荷兰参议院议长范德林登（Rene van der Linden）掌管了演讲，多位政要列席，我们中止了良好的互动。这个演讲对西方一些国度的政治精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方主流媒体中最先报道“文化型国度”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 年6月16日《经济学人》Banyan 专栏以略带嘲讽的题目《天下无新事》（Nothing New under Heaven）做了报道：今天中国最热销的书之一是张维为的《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中国学者不愿被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度”概念所约束，要追溯自己的古老文化，张维为称“中国是世界上唯逐一个把古老文化与超大型现代国度融为一体的‘文化型国度’，并日益从自己的文化之根寻求启迪、规范和规范”。【27】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论还是白鲁恂的论述，即古老文化自身是现代国度树立的累赘，而非财富。 同月，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沪访问。上海春秋研讨院和《文汇报》社布置笔者和他于 6 月 27 日下午中止了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辩。福山所持的观念并不复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解体似乎印证了他的观念。在与他争辩的过程中，笔者以中国是一个“文化型国度”立论，指出“文化型国度”有自己的展开规律和逻辑，中国还处在自己“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中国正在探求超越西方方式的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他以为中国也可能阅历“阿拉伯之春”，笔者以为不可能，并用中国规范剖析了“阿拉伯之春”的困境，以为埃及这样的国度恐怕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反动时期的水平，笔者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后来证明笔者是世界上最早做出这个预测并发明了“阿拉伯之冬”概念的人。 同样，本着“文化型国度”的逻辑，在福山提到中国需求政治变革时，笔者指出中美两国都需求政治变革，但美国政治变革的迫切性比中国更强，由于中国的政治变革曾经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元素，而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属于前工业时期的产物，假如不中止实质性的政治变革，美国将选出比小布什还差的总统，美国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往常看来笔者的预测也是靠谱的。换言之，“文化型国度”理论是对中国崛起与中国方式底层逻辑的建构，对解构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以中国作为规范中止跨国比较和预测等大有裨益，它是能够与西方主流话语中止对话、交流乃至交锋的原创性中国话语。这场争辩的视频及中文和英文全文均于 2011 年发表，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纪之辩”。【28】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2011 年 9 月 5 日，中国指导人会晤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向他引荐了《中国震动》一书。报道称：“就在前一周，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仍需求回答的大问题》，他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速在降落，中国面临无数制度性应战：它需求扩展需求、更低的储蓄、扩展消费等，与此同时，还要维护环境、处置错误等问题、降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需求‘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位世界银行行长愿意提供辅佐”；“中国指导人回应了佐利克的担忧。他招认世界银行在中国表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并未接受佐利克的倡议，反而向他引荐了张维为的著作《中国震动》”。【29】 这一年，笔者花了很大肉体把《中国震动》一书翻译成英文，2012 年 4 月由 World Century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中国震动》书名不易翻译，中文“震动”既指物理上的振动，也指心灵上的撼动，英文中没有对应词汇。观视频兴办人潘小瓅倡议采用与中文“震动”略为接近的 Wave（浪潮），笔者欣然接受，整个英文书名成了 The China Wave（“中国浪潮”），副书名“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则直译为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笔者当时还征求了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的意见，他以为直接用副书名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 就够了：“这种表述更具冲击力、更霸气（more powerful and aggressive）。”【30】但最后由于种种缘由，我们还是运用了 The China Wave: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效果也不错。后来证明，英文“civilizational state”的确是一个较有冲击力的概念。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 Coker）于 2019 年出版了一本以“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为书名的专著，【31】产生了相当大的国际影响。 笔者在《中国震动》英文版序文中这样写道：“此书本是为中国读者而写，鉴于中英文言语之间的庞大差别，以及言语背地的更为深化的文化差别，所以英文翻译过程不能只是原书的直译。我大致遵照了“三七开”准绳，即 70% 为原书直译（包含内容、作风和语气等），30%的内容则中止了必要的修正以至重写，以便更为贴近外国读者的需求。例如，我增加了关于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内容，添加了我与福山关于中国方式的争辩（争辩是在本书中文版出版后举行的），争辩涵盖了外国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些内容。”笔者还写道：“整个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及其全球影响，但中国国内则中止着另一场猛烈的争辩，争辩双方的观念截然不同。一方以为，中国充溢问题和危机，除非中国走西方道路，采用美国方式（固然美国自己深陷危机），否则中国的展开将毫无希望。另一方则以为，无论中国存有什么问题，中国都处于自己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应该继续沿着自己探求出来的大致胜利的方式前行，同时留意吸收其他国度的有益阅历。中国是一个文化型国度，中国共同的展开方式及其政治话语，的确应战了西方的许多预设和价值观，包含西方所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现代性，等等。”笔者最后这样写道：“中国曾经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还将继续学习下去。或许往常到了西方需求向中国学习的时分，用邓小平的名言来说就是西方需求‘解放思想’，去了解以至学习中国的措施和理念。不论这看上去似乎多么格格不入，这对西方国度有益处。” 2012 年 4 月 17 日，伦敦国际书展为《中国震动》（英文版）举行了全球首发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春秋研讨院盘绕该书的发布举行了“中国道路国际高层论坛”（英文表述为 The China Wave: Discussions on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论坛约请了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当中国统乱世界》作者马丁·雅克，以及中国学者陈平、李世默和出版人陈昕等，与笔者一同讨论了“文化型国度”相关主题。当天下午，我们还在伦敦市肯辛顿大街 99 号屋顶花园酒店举行了《中国震动》（英文版）读书会，吉迪恩·拉赫曼、马丁·雅克与笔者，同中外读者一道分享和讨论此书的主要观念。 同年 6 月 20 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中国震动》（英文版）举行了专场研讨会。笔者做了题为“中国：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的宗旨演讲。牛津大学中国当代史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就《中国震动》一书和笔者的演讲做了点评。他回想了《中国震动》一书在中国产生的庞大影响，以为“文化型国度”这个概念对了解中国崛起和中国方式具有特别意义。与会学者就《中国震动》一书以及中国崛起、中国方式、中国话语等话题与笔者中止了热烈的互动。【32】 敏感的英国主流媒体显然认识到“文化型国度”话语对西方“民族-国度”话语可能是一种“降维打击”。英国《察看家》杂志于 10 天后的 6 月 30 日发文调侃这个概念，文章的题目是“一个（使西方）文化化的任务”，副题目是“世界最长久的文化准备开端给西方国度指点一二”，文章称“中国的野心是将自己定位为文化至高者（cultural supremo）”。【33】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呈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十来年前，西方对“文化型国度”话语基本持调侃的态度，而今天西方主流媒体，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杂志都在惊呼，“文化型国度”叙事曾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度，以至扩展到西方国度内部；二是今天除了学术界，在全球主流政治叙事中“文化型国度”“文化-国度”这两个概念似乎能够通用了。这是一个自但是然构成的过程，多数学者今天也感到能够接受。 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在 2011 年出版的《中国震动》中也预判了世界将走向某种文化共同体乃至“文化型国度”的趋向。笔者当时是这样写的：“欧盟推进欧洲国度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够看作是从‘民族国度’走向‘文化型国度’的一种尝试。‘民族国度’走向某种方式的区域整合，以至某种文化范围内的整合似乎是世界的一种大势。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需求逾越‘民族国度’的约束才干得到更好的应对，需求相同文化国度之间的整合与协作才干得到更好的处置。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到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再到拉丁美洲的各种新的整合倡议，我们都能够看到某种‘文化整合’的理想和愿望，由于更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整合常常能使中、小国度更为团结，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捍卫和推进自己的利益。”【34】 非西方世界关于“文化型国度”的主要论述 2020 年 1 月 2 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文化型国度今天成了“时兴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世界上独一的文化型国度，而不是那种曾经过时的 19 世纪的民族-国度，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罗斯文化型国度的位置使其免于在这个紊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还在争论自己是不是文化型国度。文化型国度的候选国还包含美国，以至土耳其，乃至欧盟，这个名单还在扩展。【35】 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欧亚板块大国的崛起，俄罗斯、印度等国度今天都公开称自己为“文化型国度”，它们的立场和观念值得我们关注。据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科克的考证，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2013 年初次运用“文化型国度”概念：“在 2013 年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普京明白表示，俄罗斯‘不时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展开的……文化型国度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国度政体’。俄罗斯今天正派过‘文化型国度’话语，忙于重新建构自己的历史，反映古老的谬误和祖先的信心，以免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规范之害。”【36】普京还指出：“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言语、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该国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加固的文化型国度”，“我们必须注重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共同阅历。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从一开端）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度展开，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言语和俄罗斯文化为我们一切人提供的国度文化，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免于解体”。【37】2018 年，俄总统助理苏尔科夫撰文论述了俄罗斯作为文化型国度的身份，将俄罗斯文化比作“欧亚混血儿”，称其“具有欧亚双头鹰的国度身份、杂糅心态、跨洲领土和两极历史”【38】。中国学者也留意到最近这些年俄罗斯国内对“文化型国度”话语的讨论明显增加。【39】 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以为，“文化型国度”概念“对了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至关重要”。他指出，“这一思想是由中国学者（特别是张维为教授）确切表述的，文化型国度的概念通常被应用于现代中国，然后类推到俄罗斯、印度等”【40】。杜金以为，“在俄罗斯的语境中，欧亚主义者也提出过相似的理论，他们提出过‘国度-世界’（State-World 俄文是 gosydarstvo-mir）。在这个学派中，俄罗斯被了解为一个文化，而不只仅是一个国度，因而欧亚主义者的主要概念‘俄罗斯-欧亚’，就是一种‘文化-国度’”。欧亚主义这种“国度-世界”的叙说与笔者所说的“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可谓异曲同工。 杜金对“文化型国度”做了比较普遍的解释：“无论认识形态、外观、文化和方式边疆如何变更，文化型国度从基本上来说都是大范围的和耐久的。它能够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存在，也能够作为其回声、剩余、碎片存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够重新组合成单一的整体。”但是，即便在普遍的解释中，杜金亦招认，“中国被当作文化型国度的范例是有缘由的，其身份和力气自身最能阐明问题，而当代俄罗斯曾经接近这一状态”。 此外，杜金还以为，以“文化型国度”话语来抵御西方话语腐蚀本国文化，是一切非西方“文化型国度”叙事的共同之处。他指出：“‘文化型国度’中存在着现代西方政治学尚未控制的力气和方式。它们不能被简化为民族国度的结构，也不能经过宏观和微观经济剖析而真正体会。‘专制’‘民主’‘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等术语对文化型国度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文化身份、国度和社会构成的文化含义、传统价值观的重量——一切这些概念都被现代政治学故意丢弃了。”杜金以为，文化型国度有自己的主权益量、智力潜力和自我认识方式。它们不是简单地拒绝西方方式作为一个普遍的方式，而是在自己的疆界内坚决地切断西方软实力的影响。它们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国界之外，这不只是为了防御，而且是为了回击，它们提出自己的一体化理论和雄心勃勃的大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或“大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协作组织或金砖国度等。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理论（Eurasianism）无疑是支撑俄罗斯“文化型国度”叙事的主要力气，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的特性是横跨欧亚的共同文化，它融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构成了注重家庭、集体、国度、道德情感的共同文化。欧亚主义有不同的流派，但它们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的解构都比较彻底。欧亚主义倡导者以为，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人是去人性化的个人，个人是个体，与集体、国度，以至家庭都没有关系，而在俄罗斯，个人是具有人性的个人（human individual），个人与家庭、集体、国度、道德情感是联络在一同的。【41】 相比之下，亨廷顿等西方主流学者则把俄罗斯形容为“无所适从”的国度，【42】以为俄罗斯经常堕入西化派与本土派之争而无所适从，俄罗斯是拜占庭文化的继承者，13 世纪到 15 世纪又被蒙古人统治，俄罗斯不曾阅历过文艺复兴、宗教变革等深化影响欧洲历史改造的事情，俄罗斯文化相当水平上是古老的拜占庭文化和蒙古长期统治分离的产物。假如说西化派以为蒙古统治俄罗斯的 200 多年是俄罗斯的灾难，那么欧亚主义学者则以为蒙古人的统治有不少正面意义。例如，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维茨基以为，蒙古-鞑靼时期是俄国历史的必定阶段，蒙古-鞑靼的统治不完整是历史悲剧，俄罗斯人正是从蒙古-鞑靼人那里接受了国度的思想和把整个大陆分离成一个整体国度的思想。他还以为，蒙古时期对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国度制度和地缘政治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43】笔者以为，除了上述要素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西化”给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创伤是欧亚主义今天在俄罗斯复兴的一个主因。 最近这些年，印度总理莫迪等高官也在不同场所称印度是“文化型国度”。莫迪强调，“印度作为文化型国度的崛起”应该“在深层的印度文化中，而非 19—20 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寻觅现代印度的根基”。【44】2018 年，莫迪政府的部长辛哈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现代印度的管理体系应该树立在自己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而不需求“全盘融入西方的政治社会方式”。【45】但在印度内部，特别是学界和媒体对“文化型国度”的争论不时没有中缀。从印度官方的表述来看，莫迪指导的印度人民党（BJP）经常把印度描画成一个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化，这在印度惹起不小的争议，但莫迪政府也开端拓展“文化型国度”概念，好比他们曾经推出“佛教从印度走向世界”的叙事。【46】 印度还具有凡事都要与中国比一比的传统。印度学界和媒体对“文化型国度”的讨论大致从2014 年开端。印度学者昆拉德·艾斯特（Koenraad Elst）2014 年就撰文指出，印度需求一本自己的《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著作，以确立印度作为文化型国度的理论。【47】他以为，印度从未阅历过中国那种历史久远的政治统一和文化整合，指出印度各个民族追求政治统一的理想，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时期都不时存在，印度也答应以被看作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型国度”，它依赖的不是政治统一，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团结。 印度学者阿比纳夫·普拉卡什·辛格（Abhinav Prakash Singh）指出，长期以来，印度固守于西方“民族国度”概念，使印度的国度叙事遭遇诸多应战，“民族国度”概念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在欧洲展开起来的，即民族国度由以共同的言语、宗教、种族、历史等为基础构成的单一民族组成，并构成具有明白天文界线的主权国度。他指出，当年英国殖民统治者拒绝印度独立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印度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度，印度只是在大英帝国权威统治之下才构成了不同族裔、宗教、言语的涣散整合。 1948 年印巴分治很大水平也是这个缘由，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也以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度。它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次大陆”【48】。印度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学问分子当时曾力图证明“印度是一个像欧洲国度一样的民族国度”。但很少有人质疑这一概念的前提，为什么印度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度？我们接受了这种结构，以为它是崇高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完成的理想，致使于我们以至没有认真研讨欧洲民族国度的记载，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暴力和破坏是民族异化过程的特性，但今天这种经过暴力中止异化的道路已被封死。【49】 印度学者莫格纳·德赛（Meghnad Desai）指出，在 1900 年左右的时分，印度独立建国大致有三种模板能够自创：一是大英帝国统治幅员下的印度；二是马拉地帝国（the Maratha empire）的复兴（究竟它是尝试过在全印度树立统治的一个印度教王国）；三是莫卧儿帝国（the Mughal empire，它不时持续到 1857 年，对不少民族仍具有召唤力）。但像甘地这样的首领人物当时也以为，这三个选项中只需大英帝国模板具备现代性和进步性，固然印度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1857 年印度大起义遭镇压后，英国女王发布的 1858 政府法案等文件，至少名义上招认英国臣民不分种族和宗教都享有对等位置，甘地自己对此也加以肯定。【50】 其实，许多印度人迄今还有某种身份焦虑：一方面，印度以为自己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而成为现代国度；另一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理论中，印度显然不那么像一个民族国度。阿辛格以为，印度需求一个恰当的文化型国度理论框架，来辅佐处置印度国度面临的理想问题，如印度内部面临多种分别主义权力的应战，这些权力以为印度不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度，印度国度强行占有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应该具有民族自决权。采用某种文化型国度框架，将有助于消解这种焦虑。【51】 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土耳其、伊朗等国度也是“文化型国度”，他们主要聚焦于土耳其指导人埃尔多安的奥斯曼帝国复兴计划等，以及伊朗作为波斯文化的继承者和伊斯兰什叶教派指导者的身份。土耳其对自己数十年申请参与欧盟未果而产生的愤恨，被普遍解释为文化抵触。伊朗与中国增强双边关系被普遍描画为两个古老文化的走近。土耳其、伊朗等国度的学界和智库也在讨论这一话题。但由于言语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往常一时还难以梳理这些国度关于“文化型国度”论述的一手资料，故这里暂不做讨论。在欧亚大陆以外的不少非洲国度，也有学者在讨论“文化型国度”观念。美国学者伯哈努·阿贝格斯（Berhanu Abegaz）在讨论埃塞俄比亚的展开方式时以为，“文化型国度”的影响已扩展到非洲，“中国等文化型国度”固然拒绝了西方自诩所谓“普世价值”的西式民主，却“依旧胜利将国度才干和文化凝聚力整合起来”。【52】欧亚板块以外的“文化型国度”话语值得我们关注。 西方世界关于“文化型国度”的主要论述 英国记者作家路西诺在题为《文化型国度不可阻挠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 “文化型国度”理念曾经席卷“从中国到印度，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的欧亚大陆”，并“完整推翻了 20 世纪下半叶西式自由民主自诩的大捷”。他援用笔者的话说：“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假如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支离破碎，并能经过现代国度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范围的‘文化型国度’，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定。”【53】 的确，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政管理论与制度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些说话中显然流显露对“文化型国度”的羡慕，究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相互争持、一体化出路堪忧的欧洲。在 2019 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只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述，他们以为自己是‘真正的文化型国度’……他们的确扰乱了我们的国际次序，影响着经济次序，重塑着政治次序”。马克龙接着说，“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水平上曾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马克龙请求法国承担起复兴欧洲文化的任务，他显然希望欧盟最终能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以至“文化型国度”，但这谈何容易！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化能够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布置和管理方式，蛮横地以为只需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们持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四处怂恿“颜色反动”，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起战争，构成无数安居乐业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倒是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 1996 年就指出，在充溢着种族抵触和文化抵触的世界上，西方强行推行西方文化的所谓“普世性”，必定会走向帝国主义。【54】 其实，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方式在西方国度内部也构成身份政治、权益绝对化、社会团结等深层危机，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曾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与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退让，猛烈对立。葡萄牙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es）以为，我们要坦率地招认，我们正在衰落，我们那些强大的对手正是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我们失败的本源。他还指出，“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野心切割了西方特别是欧洲，与自己的文化本源”，“西方社会为了一个所谓的普世模板牺牲了他们特定的文化”，以及“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再也找不到传统、习俗或对美好生活怀抱的愿景了”。【55】 西方国度内部的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未中止过。西方自由派被不少中国人称为“白左”（baizuo）【56】，但是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激进主义“白右”（baiyou）权力也在上升，他们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度”等。“白左”与“白右”的矛盾变得日益恶化，实为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这种局面招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树立文化共同体乃至文化型国度，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的代表马克龙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绪。 当然，由于认识形态和文化成见的存在，西方许多人对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化型国度”话语不时持狐疑以至承认的态度。《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就以为，“文化型国度”是文化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2019 年 3 月 4 日，他在《金融时报》以《中国、印度与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为题发文，以为文化型国度自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度”而选择“文化型国度”将会构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抵触以及文化内部的倾轧。【57】 但是，西方盘绕“文化型国度”争辩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化型国度”话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引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困境的深思。克里斯托弗·科克以为，西方世界不时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曾经越来越可能化为一厢甘愿的泡影，“西方曾经没有资历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以至可能连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58】。布鲁诺·马塞斯更是明白指出，“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化或普遍文化业已解体…… 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以前很少遭到应战，‘第三世界’简直完整认同它们，但往常这种状况曾经发作了变更”【59】。他还指出，正是西方自由主义企图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割裂了西方——特别是欧洲——与自己的文化根基，使西方社会堕入往常的僵局和困境。他十分担忧欧洲向何处去：我们用牺牲自己文化传统的代价，为全世界发明了普世价值，而不是西方国度的价值，但其他国度显然不接受这些，难道我们自己还应该被这些价值约束吗？【60】英国学者阿德里安·帕布斯特（Adrian Pabst）则以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肤浅文化削弱了西方文化自身……自由主义倡导美化贪婪、性和暴力……摒弃了使西方文化成为文化的历史成就”【61】。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假如西方今天放弃所谓“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化”，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度都能接受的西方文化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普通以为往常西方世界还没有“文化型国度”，亨廷顿当年预测的是同一文化内的一批国度与另一文化内的一批国度发作抵触，而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度等于一种文化”的“文化型国度”正在与西方世界发作抵触。《经济学人》2021 年刊文称，“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度来说，如何定义欧洲文化的实质是一个庞大的难题”【62】。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在一次讲话中达观地表示，“文化正在消逝，国度也一样，以至连欧洲自身都会消逝”【63】。科克指出，“希腊人和 16世纪的欧洲人都不以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这个概念初次呈现于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848 年出版的著作《西方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he West）。【64】这和 3000 多年前就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化怎样能比？换言之，没有这种长久原生文化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联络起来的西方“政治文化”，面对基于自己原生文化衍生展开而构成的“文化型国度”，似乎显得更为脆弱与涣散。这在 14 亿中国人民追求国度统一的强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了表示。 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文化型国度”话语不同于过去盛行过的粗糙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认识形态，因而它“吸收了世界上的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了影响：对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同等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派，包含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文化型国度看起来更像“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那些将自由主义与过度自我纵容和移民问题联络在一同的右派来说，文化型国度似乎是“对立文化蜕化、坚决捍卫传统的守护者”。【65】 2020 年 1 月，《经济学人》在欧洲专栏刊文称 20 世纪是民族国度的时期，而 21 世纪正在目睹“文化型国度”的崛起。文章指出，欧洲曾经“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其向外输出‘普世价值’的布道者角色”【66】。2021 年，匈牙利学者盖尔盖伊·艾格迪（Gergely Egedy）发表了一篇研讨“文化型国度”的论文，他表示，“我们需求认清理想，西方已别无选择，往常是时分宣称放弃‘普世价值’，全力维护我们自己共同文化传承的时分了”【67】。看来“文化型国度”话语的崛起曾经搅乱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某种水平上推翻了西方长期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使西方内部“白左”和“白右”之间的“文化战争”愈加复杂化。总之，我们今天完整能够比较超脱地俯视西方内部的种种纷争，并从文化型国度的视角给他们点拨一二，这算不上干预内政，只是与他们分享一些既古老又现代的文化聪慧。 结论 笔者不时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文化型国度”叙事就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其全面性体往常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势有一种较为整体的掌握；其透彻性体往常它聚焦于中国方式与中国话语底层逻辑的建构，并构成一系列中国规范；其强势性体往常它能强势地回应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应战，在不少方面完成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 笔者也不时主张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体系，并在国际传播中打好这三种话语的组合拳。在学术话语层面，“文化型国度”理论以为中国的崛起不是普通国度的崛起，而是一个没有中缀的古老文化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度分离起来的国度的崛起、一个不同质的国度的崛起、一种新的展开方式的崛起、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这一切都包含了许多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突破。在大众话语层面，“文化型国度”话语初步做到“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例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高于“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意”和“民意”分离超越仅仅依托“民意”，自由与自律的均衡的价值观比绝对自由的价值观更具现代性，等等。至于在国际话语层面，整个“文化型国度”的中心概念与理论叙事都曾经构成了比较成熟精确的国际化表述方式。 “文化型国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一种主流话语，背地是三个根身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方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疾速崛起，这曾经改动了世界格局，震动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其他非西方大国也在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世界与西方方式堕入了绝后危机，世界疾速进入后西方时期、后美国时期。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召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期，许多国度和利益群体需求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化型国度”话语部分满足或回应了这种需求。 “文化型国度”话语包含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现代化方式叙事、国际制度比较叙事，等等，我们经过长期的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讨，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规范，它们禁受住了过去十来年全球展开和危机的考验。这样的理论、话语和规范，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深思、解读、演绎、争议乃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理论、话语和规范今天曾经发明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而且西方和外部世界曾经无法逃避这种存在感。这也是笔者经常讲的观念：我们要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当然“文化型国度”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时展开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原创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本文注释 (1) Aris Roussinos,“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Civilisation State”(August 6, 2020), Unherd. (2)《张维为、范勇鹏:中西方的又一次理性对话》(2022 年 5 月 29 日)，察看者网。 (3) Alex Hu,“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May 5, 2022), the National Interest. (4) 见张维为:《对话外国驻港记者》(2022 年 7 月 31 日)，察看者网。 (5) 中国学者著有不少从文化视角讨论中国与世界的著作，包含许多一孔之见，如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魄局》(1989)、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甘阳:《通三统》(2007)、潘维(主编):《中国方式:解读人民共和 国的 60 年》(2010)、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2009)、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说》(2010)等。 (6) 参阅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参阅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9。 (8) 美国知名人士代表团于 1985 年 10 月来华访问，美方代表团成员包含美国国防部前部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政府前任高官，以及鲍大可(Doak Barnett)、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 (9) IUHEI 后来从日内瓦大学独立出来，现名为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展开高等学院(IHEID)。 (10) 笔者的第一部英文专著详见Weiwei Zhang, 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1978-1993),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6。国际学界对笔者这部专著的评价，主要如下。Peter Nola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It fills a large gapin the literature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Jack Gray of The China Journal:“An Excellent, well-researched narra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debates that accompanie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1970s”; Gilbert Etienne of Politique Etrangere:“Une analyse de haut niveau”; Barbara Barnouin of World Affairs:“An excellent analysis not only of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underly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China, but also of the continuous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ideology and policy”; Glen Jennings of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Rigorously structured, tightly-focused and well-argued”。 (11) 笔者的第二部英文专著详见Weiwei Zhang, Transforming China: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2000。 (12) “思索中国三部曲”(又称“中国震动三部曲”):《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2011 年)、《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察看与思索》(2012 年，由 2008 年出版的《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修订而成)、《中国超越: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光 荣与幻想》(2014 年)。三部著作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曾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等奖项。 (13)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14) 笔者当时这样写道:“So long as the American model remains unable to deliver the desired outcome, the Chinese model will become more appealing to the world’s poor”, in Weiwei Zhang,“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 2006。 (15)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 (16) 张维为:《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17) 陈昕:《出版忆往》(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0—141 页。 (18) 陈昕:《出版忆往》(增订版)，第 141 页。 (19) 张维为:《中国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社会察看》2010 年第 7 期，第 33 页。 (20) 田晓玲:《中国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文汇报》，2010 年 5 月 28 日。 (21) 《张维为:“文化型国度”视角下的中国方式》(2010 年 1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22) 杨雪梅:《真实中国需求多样呈现: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人民日报》，2010 年 11 月 8 日。 (23) 吴飞:《中国学论坛昨讨论“中国方式”》，《新闻晨报》，2010年11月8日。文章中写道:“昨日，第四届中国学论坛举行四场分会，其中关于‘中国方式’的讨论特别引人关注。其间，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讨中心高级研讨员张维为表示，中国的崛起方式是独一的‘文化型国度’崛起。”文章提到了笔者叙说的“文化型国度”八大特征和中国是“百国之和”等表述。 (24) 详见张维为:《“文化型国度”视角下的中国方式》，《社会察看》2010 年第 12 期。 (25) 笔者个人回想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论坛办公室:《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专报汇编》，2011年2月，第94、176—180页。 (26) 王敏:《张维为:〈中国震动〉背地的故事》，《社会察看》2011年第5期，第28页。 (27) 张维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方式及其意义》(2011 年 2 月 15 日)，察看者网。该演讲文稿后被刊登于《红旗文稿》2011 年第 6 期。 (28) “Nothing New under Heaven”, (June 16, 2011), the Economist. (29) 这场争辩的部分记载发表于 2011 年 7 月 8 日的《文汇报》(题目为《融合东西方聪慧破解人类难题》)。2011 年 6 月 28 日 的《东方早报》以《无论哪种制度都要处置各自问题》和《你必须分辨政策和体制》为题做了比较细致的报道。这场争辩的中文全文题目为《谁的终结?——福山与张维为对话“中国方式”》，发表于察看者网和《春秋通讯》2011 年第 7 期；英文全文以 “The China Model: A Dialogue between Francis Fukuyama and Zhang Weiwei”为题，发表于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11, 28(4), pp.40-67。 (30) 察看者网援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2013 年 12 月 5 日的报道。此外，2013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原国际司在官网刊登时任副司长陈诗新对《中国震动》的读后感。文章讲道: “2011 年 9 月 5 日，中国指导人在接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时，谈到关于中国展开问题的一本书，叫《中国震动》，从全方位、平面角度看中国的展开，看得出对此书颇为认可。”陈诗新的文章可见《陈诗新:正视自己的展开道路——〈中国震动〉读后感》(2013年 12 月 11 日)，世纪易文网。 (31) 笔者与罗伯特·库恩的邮件通讯。 (32) Christopher Coker,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33) 参与牛津大学研讨会的还有牛津大学欧洲研讨专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教授、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讨项目主任许慧文(Vivienne Shue)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研讨员罗斯玛丽·福特(Mosemary Foot)教授等。 (34) Clarissa Tan,“China’s Civilising Mission: The World’s Oldest Civilisation Feels Ready to Teach the West a Thing or Two”(June 30, 2012), the Spectator. (35) 张维为:《中国震动:一个“文化型国度”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36) “Huntington’s Disease and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tates”(January 2, 2020), the Economist. (37) 原文是:“My interest in writing this book indeed first took shape in 2013, when for the first time Putin declared Russia to be a‘civilizational state’. Today Russia is busy refabricating its own past to reflect ancient truths and ancestral verities in a bid to inoculate itself against thecontagion of liberal ideas and Western norms.”详见 Christoper Coker,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p.13。 (38) Vladimir Putin,“Putin at the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September 20, 2013), Johnson’s Russia List. (39) Vladislav Surkov,“The Loneliness of the Half-Breed”(May 28, 2018),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40) 张昕:《普京语境中的“俄罗斯”，是在帝国和民族国度之间“走钢丝”?》(2022 年 1 月 21 日)，察看者网。 (41) 原文是:“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notion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 This idea was formulated by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Professor Zhang Weiwei), and most often the concept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 is applied to modern China, and then by analogy to Russia, India, etc.” 笔者下文援用的杜金的相关论述详见亚历山大·杜金:《多极世界理论中的第二世界、半边沿地域和文化型国度》，龚兆雄译， 《东方学刊》2022 年秋季刊。 (42) Alexander Dugin on Millennials, Modernity and Religion. (4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7, pp. 139-154. (44) 栗瑞雪:《欧亚主义视野:萨维茨基论蒙古-鞑靼统治及其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讨》2010年第3期， 第 84 页。 (45) Anirban Ganguly,“Modi at 365: The Re-Emergence of India as a Civilizational State”(May 23, 2015), SPMRF. (46) Gideon Rachman,“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Civilization State’—This Illiberal Idea Is Also Appealing to Some on the American Right”(March 4, 2019), Financial Times. (47) “PM Modi Creating History, Places India as Nodal Point for Preserving Buddhism”(May 17, 2022), ANI. (48) 原文是:“India’s biggest neighbour is rethinking its own identity. In this context, Zhang Weiwei’s path-breaking book 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 (World Century, Shanghai, 2011) deserves to b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with respect to its China-centric purpose: to give China’s remarkable progress an ideological consistency and justification. Its Indian equivalent is yet to be written.”详见 Koenraad Elst,“India as a Civilization-State”(July 17, 2014), The Pioneer。 (49) 转引自 Abhinav Prakash Singh,“New Paradigm for India: From Nation-State to Civilizational-State”(March 21, 2016), Swarajya。 (50) Abhinav Prakash Singh,“New Paradigm for India: From Nation-State to Civilizational-State”. (51) Meghnad Desai, Development and Nationhood: Essay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38-239. (52) Abhinav Prakash Singh,“New Paradigm for India: From Nation-State to Civilizational-State”. (53) Berhanu Abegaz, A Tributary Model of State Formation: Ethiopia 1600-2015,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4) Aris Roussinos,“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Civilisational-State”. (5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 139-154, 184. (55) Bruno Macaes,“The Attack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June 15, 2020), Noemamag (56) “baizuo”这个词汇曾经进入英文词典，普通指那些高喊自由、人权、对等的口号，出于自己的道德自卑感而显现关怀移民、少数族裔、性别少数群体和环保等议题的群体。 (57) Gideon Rachman,“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Civilisation State’—This Illiberal Idea Is Also Appealing to Some on the American Right”. (58) Christopher Coker,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59) Bruno Macaes,“The Attack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 (60) Bruno Macaes,“The Attack of the Civilization-State”. (61) Adrian Pabst,“China, Russia and the Return of the Civilisational State”(May 8, 2019), New Statesman. (62) “Huntington’s Disease and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tates”. (63) Emanuel Macron, Ambassadors’ Conference, 2019. (64) Christopher Coker,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65) Alex Hu,“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s”. (66) “Huntington’s Disease and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tates”. (67) Gergely Egedy,“Nation vs. Civilizatio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al States”, Civic Review, 2021, Vol. 17, Special Issue, pp.241-250.
转自“复旦大学中国研讨院”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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