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历史学家马勇教员的新书《叠变：鸦片、枪炮与文化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一书的前言。马勇教员是国内少见的有着深沉思想史基础的历史学者，他的作品既有庞大、深化的历史叙事与洞见，又有温情、细腻的细节描写与共情力气，特别值得细细品读。 近代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碰撞的十分之中国，也是一个从器物到观念进而到制度的改造之中国。如何了解这个中国，如何掌握其歧路复歧路中的波诡云谲与沧桑正道，这是一个搅扰历史学家的时期命题。马勇教授以其共同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叠变》从两个共同的角度解说中国近代史： 文化史的视角提示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应战与应战之道 从社会史的视角探求近代中国改造的内驱力与政治逻辑 本书捋顺75年的关键事情，把1840-1915这75年里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细节逐一呈现给读者：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之难、皇族内阁、辛亥反动......读这本书，可明晰掌握晚清及民初的历史脉络。 此外，阅读本书能够看到自大航海时期以来，在中西文化的抵触与融合下，中国是如何迎接应战的；能够看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各种不得已的处境中如何推进改造的；能够看到甲午海战后中国频繁改造背地的政治逻辑与社会要素。
叠变：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文 | 马勇
自1840年以来，至今已将近两百年。回望近两百年的历史，关于中国来说，可谓悬崖上走路，一步三回头，步步惊心。 不外，历史主义地看，固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中央，固然有许多事原本能够做得更好，但我们必须招认，中国的容颜在近两百年间发作了庞大变更。那个传统的中国渐行渐远，一个现代国度固然犹如悠远的风帆，但究竟曾经显露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01 古代中国：固然王朝更迭 社会却并未发作基本变更 1840年之前的那个悠远中国，在世界各大文化体中是体量最大、连续时间最久的，由此也一定了这个文化体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像东邻日本那样简单地脱亚入欧。 中国漫长历史的主体就是农耕文化的展开史。应该招认，中国的农耕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确具有过自己的辉煌。与农耕文化相配合，中国很久以前就构建了自己的宗法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伦理价值。 进入帝制时期，中国社会又展开出高度兴隆的官僚体制，庞大的士大夫阶级为官僚队伍准备了源源不时的重生力气，而社会也由于农耕文化的展开慢慢构成层次分明、头头是道的“四民”结构。 从今天来看，四民社会将人们的阶级简直固化，龙生龙，凤生凤，农、工两个阶级要想取得改动，提升为士大夫阶级，需求几代人持续不时地付出努力。在两千年的帝制时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究竟是小概率事情。 但是从历史的观念看，阶级固化让社会达成一种超稳定形态，中国社会两千年之所以只需改姓易代的王朝更迭，而没有社会性质的基本变更，四民社会的阶级固化应该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缘由。 四民社会有其合理性，但严重的阶级固化也势必遏制社会的生机。士大夫大多是前半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等到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后，余生即便有心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也不外是内圣外王，忠君爱国，将做官作为一个特地的职业，极少有人能想到科学发明、技术改造。 工、农两个阶级是当时社会的最大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末端，无知无识，勤劳劳作，运气不错的或答应以取得社会阶级的稍微提升，但更多的不外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 至于商人阶级，由于至少从汉代盐铁会议开端，中国历代政府便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牵涉人民生存必须的最大量日用品，诸如盐铁、漕运、对外贸易等均由官营，灵活的商人即便积聚了一些财富，但他们关于社会改造、技术进步也是无心无力。 中国无法产生“新教伦理”“清教徒”，“先富阶级”之所以动辄盛行奢靡之风炫耀消费，这不是他们不懂积聚和投资，不懂将商业资本转型为产业资本，而是社会展开的必定结果。 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持续着，直至大航海时期到来，全球容颜发作变更，中国也被拖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02 “鸦片战争”历史成因： 技术进步、偶尔事情、文化抵触、贸易战争 大约从明代中期至十八世纪，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与交往中，取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这也预示着中国必将发作庞大改动，与全球分歧。 我们今天回望明清之交的那两个世纪，能够明晰觉得到东西文化的对流，中国不只接纳了西学东渐，让中国的文化结构、学问消费方式发作迟缓调整，诸如徐光启、利玛窦等中西大儒对几何概念的引进。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主义也向西方传送了自己的思想，学术界比较趋于分歧的见地是，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中就有一些中国要素。 在物质交往方面，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大黄等初级农产品更是借全球化的东风所向无敌地占领了世界市场，简直成为全球别无分店的垄断商品，为中国赢得了庞大的经济效益。明代中晚期开端的白银资本，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繁华，其实都是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效益。当然，也是中国人俭省、聪明、勤奋的成果。 假定不是蒸汽技术的呈现，中国在那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定会继续赢者通吃，向全球释放中国的物品，换回更多的银子。但是历史无法假定，英伦三岛蒸汽技术的发现与运用，让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人类历史大变局，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工业化构成庞大的产能，庞大的产能需求庞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在过往几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主要是世界消费品的消费者、提供者，中国对西方物品并没有太多的消费需求，更没有消费激动和消费习气。于是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富有抵达历史高点，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主要贸易同伴英国的贸易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为理处置这个问题，英国政府于1787年派遣卡思卡特使团出访中国，希望与中国树立愈加紧密的外交关系，以便更方便地处置双方贸易问题。英国希望中国置办更多的英国纺织工业品，让中英贸易趋于均衡，至少不能持续无限度地扩展失衡。公平地说，对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乾隆大帝而言，英国的请求并非不可谈判。但是遗憾的是，卡思卡特居然病逝于前往中国的途中。 历史总是在偶尔事情中发作猛烈变更。卡思卡特使团当年假如顺利抵达北京，双方谈判，总谈判出一个思绪，即便不能处置问题但也不至于更坏。但是卡思卡特途中病逝，这个突发事情让中英官方谈判推迟了六年，不时到1793年，英国政府才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马戛尔尼的任务与卡思卡特简直完整分歧。 可惜的是，历史又一次被偶尔事情猛烈冲击。就在卡思卡特病逝途中两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动身前四年，即1789年，在巴黎发作了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惨烈事情，此事情后来被称为“法国大反动”。 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年以及十九世纪前半期，比较公认的见地是法国堕入了政治骚动。而历史所呈现的事实也是如此，整个欧洲由于法国的骚动而堕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持续紊乱，给欧洲给世界带来了无限搅扰。 中国当时并不知道巴黎发作的事情，鼎盛期的中国固然与世界各国有贸易往来，但并不关怀那几十年世界发作的几件大事：英国工业反动、美国独立、法国大反动。这几件大事不只改动了西方世界，而且逆转了中国历史的趋向。 在传统叙事中，普通将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归结为文化抵触，或礼仪抵触。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缘由。 我们往常能够弥补的是，第一，依据马戛尔尼随员的记载《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国方面得知巴黎的音讯后有自己的评价，把原本有可能达成的中英妥协予以放置，“法国的骚动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定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作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艰难要比往常少得多”。 第二，即便仅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作为贸易失衡的获利方，一方面具有扩展进口、拉平失衡的义务，但另一方面的确没有均衡贸易失衡的内在动力。等候经过谈判使贸易均衡，这关于享有庞大贸易顺差的一方来说真实有些强者所难。 又过了二十三年，英国政府于1816年再派阿美士德使团出访中国，其任务与卡思卡特、马戛尔尼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阿美士德照样失败了，说出来的理由依然是礼仪抵触。 其实从商业的角度看，英国人喜欢中国商品，但中国人不需求英国工业品。中国人并没有强买强卖，逼着英国人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和大黄，而是中国商品因质优价廉赢得了市场，这是自然构成的。中国政府没有刻意倾销，更不存在政府补贴，因而英国不可能经过谈判去处置中英之间严重失衡的贸易问题。 战争谈判无法处置贸易失衡问题，于是英国稍后便在买卖的商品中添加了鸦片。鸦片贸易让中英贸易失衡有所改善，但这种贸易真实属于罪恶，因而中英双方的敌意不时积聚，终于引发了1840年的军事抵触。之后就是“五口通商”，中国被动开放了五个口岸。所谓“近代”中国，也终于就此起步。
03 五口通商： 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第一步 五口通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情，与日本的“黑船事情”极为相似，都是国度允许自由贸易的开端。 自由贸易的部分完成处置了中国历史上积聚了几百年的大问题，搅扰明清两代的倭寇走私不剿而终。 固然五口通商还有许多需求改进的空间，不论中方，还是与中国贸易的各国，都有中止调整的需求。后人，包含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都责备清政府在五口通商之后不去积极变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见贤思齐，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这种责备从道理上能够了解，但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则意义不大。 第一，五口通商所要处置的是经年积聚的贸易失衡问题，是外国商品能否经过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五口通商都处置了，因而当时朝野对《南京条约》才有“万年和约”的评价。 第二，往常呈现的史料表明，五口通商前后，只需极少数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认识到西方人有些东西是能够学习的，这种见地其实就是中国学问人对“一事不知以为耻”的落实。即便依照魏源稍后《海国图志》的提示，也只是“师夷长技”。那么什么才是“夷之长技”？这也必须给予认真分梳，而不是泛泛地去学西方，更不是去变革。假如说有什么体制自信、文化自信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不高估对手，不自轻自贱，可能就是这种表示吧。 或许正是受这样一种心理的差遣，中国并没有在五口通商之后没完没了地后悔、埋怨，老庶民的日子该怎样过还怎样过，太阳照常升起。只是过了十几年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中外都觉得五口通商及其相关协议有调整的必要。而这种调整，不是收回、收缩，或终结，而是在五口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通商口岸。这是西方的请求，其实也是中国非五口区域官民的普遍见地。 从外国人的立场看，五口通商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庞大潜力，预见到中国可能成为工业化时期全球经济的中心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他们真诚希望中国扩展市场的开放范围，并让开放的过程愈加简单，更契合全球经济的普通规则。 从中国非五口区域官民的立场看，他们可能并没有外来者想象中的排外。五口通商给这五个地域带来的机遇、富有，也让周边非开放区域的民众想尽措施涌进这些口岸寻觅商业机遇。生活是最好的教员，他们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中很自然地得出自己的见地。中国更多的开放并不是一个基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1858年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中关于中外通商口岸的调整其实还是一种可管控的有序开放，但遗憾的是，清政府与英法谈判失败，招致结果再次诉诸战争。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被迫与诸大国分别达成《北京条约》。《北京条约》不只全盘照抄了《天津条约》的规则，而且满足了英法两国更多的诉求。 不外也应该看到，《北京条约》让僵持近百年的许多问题得以化解，中国终于堂而皇之地开端重塑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各大国疾速向中国派遣公使，中国的指导层也开端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这关于中国了解变更中的世界次序格外重要。
04 叠变：近代中国政治演化的逻辑 清帝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压力并不是来自外部，在与各大国公使，以至军方指导人的交往过程中，清政府大臣诸如恭亲王奕逐步对外国人产生了好感。他也向外国公使表白了中方的苦恼，特别是如何停息已持续十年之久的安定天国运动，恭亲王奕很愿意听取各国公使的倡议。 俄国公使容答应以收兵辅佐，而英国公使私自劝说恭亲王奕不要接受俄国公使的倡议，而应该依照西方各国的方式整饬军队，展开军事工业，用自己的力气去处置问题。 权衡利害后，清政府接受了这样的倡议，于是开端了自己的强军工程；为了强军，于是有了第一批西方式的军事工业，有了最早的海军教育，有了造船业。由于那时一切都掌控在政府手里，与这些强军工业相关联的任何辅助型工业，也都由政府一手垄断，因而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被称为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改造，就带有浓厚的官僚体制颜色。 洋务运动开端不久，安定天国运动很快也终了了。之前创建的这些军事工业究竟都是大清的财富，不能随之收摊，于是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继续存在和展开，并慢慢演化成了一场工业化运动。中国终于因这些机缘巧合从原来的农业文化中走出，开端构建自己的工业文化、城市文化。
在这场工业化运动中，后世的反省与埋怨都是以为中国没有像同时期的日本那样从政治改造、社会改造、教育改造方面入手，只是学习了西方的一些皮毛，而疏忽了西方富强的基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集中肉体批判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假定脚踏实地地恢复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展开，我们也必须招认中国的自强新政由于不学西方之“本”，只学西方之“末”，只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上下功夫，因而中国的展开速度与日原形比，是远高于日本的。 1871年和1885年，掌管洋务的李鸿章与日本外交代表有过坦诚的说话，李鸿章并不以为中国埋头展开经济，展开军事，淡化政治、社会、教育变革有什么问题。 而且事实是，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清帝国就从基本上改动了十九世纪初国力开端下滑的趋向，1890年前后，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特别是现代化的海军力气，被各国测评为亚洲第一，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应该说在那几十年的确取得了庞大展开。那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学问精英，除极个他人外，大都认同洋务新政的展开方式，张之洞以至到了1898年依旧在他的《劝学篇》中重申应该坚持“中体西用”的既定准绳，不要由于甲午之败而动摇。 问题在于，甲午之败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就是这个“中体西用”的方针，严复、梁启超等人将之描写得一钱不值，称它耽搁了中国几十年，于是在甲午之后，因战败而有了维新、变法、新政、宪政、共和，直到民国成立。 甲午之后不出二十年，中国就走完了西方国度如英法两国走了几百年而没有走完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是在悬崖上行走，命悬一线，一点也不为过。 不外由此也能够看到另一种景色，甲午后的一切改造简直没有一个走完整程，维新时期还没有结果，急剧的政治改造发作了；政治改造还没有头绪，排外主义萌发，中国转而实行新政，进而宪政；宪政改造原本排出了日程表，一环扣一环最多拖到1915年，中国就能够开国会，制宪法，实行宪政；但是就在将要踏进宪政门槛的时分，国会请愿运动一而再再而三，请求提早开国会。 于是乎，“计划政治”变成了“应对政治”，朝野互动变成了野马狂奔，一场又一场的改造叠加在一同，不是促进了改造的良性，而是人为制造了紊乱。 圣人所谓“欲速则不达”，用在剖析近代中国的“叠变”，最适合不外。立宪党人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请求清廷提早几年立宪，结果呢，清帝国直至终了，也不知立宪在何处？ 其实，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反省中国走过的路，我们这些后来者一方面固然有资历责备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见识与决断，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历史展开的内在逻辑，一切果必有其因，因果关联，是我们反省历史的一个重要准绳。
历史走到甲午，中国几十年的展开成果近乎归零，特别是举三十年国力精心营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令人痛心。 但痛定思痛，中国重新动身，维新变法、新政、共和，这都是历史的逻辑展开，“三千年未有剧变”，至此才真正拉开了序幕。只是越往后，叠加的问题越来越多，改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致构成病重乱投医的态势，一场改造还没有终了，没有奏效，另一场改造另一个思绪又呼之欲出。 于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历史的长江三峡，浊浪逐天，狼烟四起，却猿声依旧；历史叙事增加了无数的内在慌张与迂回，但是回眸一顾，似乎还在动身的不远处。固然已有许多质的变更，但人们有权益不满足。 这本书所要描画的就是这一段序曲。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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