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众多的铭文记载中，“伯”的呈现频率极高，大量贵族都以“伯”为称谓，如此泛称似乎也表示不出“伯”作为“五等爵制”中的一个中高级爵位应有的位置。

“伯”的位置有时分很低，例如著名的宜侯夨簋铭文中说，周王恩赐宜侯夨“在宜王人十又七生”以及“奠七伯”，就是在赐予宜侯夨宜地隶属于王室的家族17个以及郑地的7个“伯”，由此观之，“奠七伯”就算位置不低于“在宜王人”，也位置相若，致使于天子能够将其恩赐给新建的诸侯。

“伯”有时分位置又很高，例如上文中毛伯班能够被任命为“作四方亟”的公，又如青铜器永盂的铭文中，重臣益公将天子的命令交给“井伯、荣伯、尹氏、師俗父、遣仲”五位大臣执行，可见井伯、荣伯等人应当是王朝内部位置仅次于益公的重要臣僚。

柞伯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度博物馆。

在一些铭文中，“伯”以至能指挥在“五等爵”体系中位置更高的“侯”，如柞伯鼎铭文中说：

隹四月既死魄，虢仲令柞伯曰：“才乃圣祖周公繇有功于周邦。用昏无殳，广伐南国。今汝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征虢仲、遣氏……（大意：四月，虢仲命令柞伯：过去你的祖先周公旦对周王朝有大功，昏国攻击我国的南方，往常命令你带领蔡侯到昏邑。柞伯率军围住了昏邑，命令蔡侯讲演虢仲、遣氏……）

铭文中，虢仲为王朝太师，应该是“公”，他直接命令了身为“伯”的柞伯，柞伯在作战中带领了身为“侯”的蔡侯，并且指派其通报音讯，其位置应该远高于蔡侯。

这种飘忽的位置让我们无所适从，但是假定我们不将“伯爵”看成一级爵位的话，问题将迎刃而解。在中国古代，“伯”常常作为行辈呈现，即家中排行为“伯、仲、叔、季”，“伯”为长子。依照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家中的长子“伯”就自然会成为宗族的宗子，因而，“某伯”实践上就是某族族长的代称。宗族之间位置不同，有的宗族兴隆兴隆，在朝廷内影响甚大，因而“某伯”的政治位置就高，有的宗族势小力弱，因而“某伯”的位置自然低贱。

在卯簋铭文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

隹王十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卯，立中庭，荣伯乎令卯……（大意：十一月丁亥，荣季引导卯进入中庭，荣伯命令卯……）

在这篇铭文中，荣氏宗族的族长就是荣伯，而荣季则多半是他的弟弟，荣季虽是荣伯的亲族，却由于没有继承权而降为荣伯的臣属，综合来看，这篇铭文正阐明荣伯的“伯”为行辈，而非爵位。

与“伯”相相似的则是“子”爵，在金文中称“子”的贵族为数不少，但是细细调查，能够发现“子爵”多寓居于三门峡以东的王朝东方地域，即原殷商王朝的统治中心肠域。而在殷商，“子”则是王朝身份最为显赫的贵族，如商王的亲属们被称为“多子”，子画、子渔、子央等贵族都常伴商王左右，依照甲骨文中的记载，“子某”应当是 “某族”的族长，与“伯”相类。

在《清华简·系年》中曾经说“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圣”，此记载与太保鼎铭文对读，可知录子圣应当就是传统文献中纣王之子武庚的称谓，武庚曾被周武王复立为殷商之主，可见“录子”远非低下的爵位。

在清代道光年间，山东省新泰曾挖掘出一批青铜器，均属于名为“每刃”的杞国君主，其中两件青铜器对处置“伯爵”“子爵”问题颇有辅佐，一件青铜簋铭文为：

杞伯每刃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另一件青铜鼎铭文为：

杞子每刃作鼎，其万年宝。

这两件青铜器的作器者无疑正是杞国君主每刃，而每刃自称为“伯”的同时还自称为“子”，表明这两个“爵位”本就是一回事。能够推测，杞国位于山东半岛，正处于广义的殷商文化的掩盖之下，在殷商过后，身为夏王朝遗族的杞国又得到了周王朝的礼遇，因而，这个国度的君主采用了商周两族的礼制，因而将“伯”和“子”混用，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错误。

可见，“伯”和“子”都不是爵位，而是对宗族族长的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