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母语与越境

【编者按】昨天，诗评媒推送了《翻译诗能读吗》的文章，在读者中惹起反响，也让我们对翻译体有了苏醒的认识。学习西方现代诗，不能迷信于翻译诗，更不能把翻译体作为临摹的范本。但我们不能承认，翻译诗为我们翻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现代诗的窗口。

今天，诗评媒推送双语诗人田原的两篇文章，作为游荡于汉语和日语之间的诗人，他也翻译了大量的诗作，对翻译也有着深化的体会。

田原 旅日诗人、日本文学博士、翻译家。1965年生于河南漯河，现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出版《田原诗选》《梦蛇》等五部诗集，日语诗集《岸的降生》《石头的记忆》《田原诗集》《梦之蛇》等。曾获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第10届上海文学奖，海外华文出色诗人奖。

母语与越境

我总是顽固地以为，诗人的每一次写作都是来自母语的召唤。

说此话，但愿不要被读者误以为我是一位狭隘的母语主义者。这句话其实是在强调母语与诗人的关系，与我去年出版的日语版诗集《岸的降生》的后记里所流露的“文学的表示才干首先取决于自己母语的表示才干”也是分歧的。当然，这种“才干”是树立在我没有用日语写作前，曾经出版过用母语创作诗集的自身阅历之上的。我想，对任何语种里曾经习习用母语表白的诗人而言，这种阅历都是致命的。其缘由首先在于母语拒绝诗人对它的背离；其次才与诗人后天取得的言语有关――即无论他（她）具备怎样的外语天赋，即便会编写出出色的外语教科书，但无法断言他（她）能够用那种言语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与小说、评论和散文等其他体裁的文学不同的是，母语构成的写作阅历对诗人是绝对和至上的。相反，比起作家和批判家，诗人既更忠实于母语，又勇于推翻母语；对母语既具有依恋情结，又抱有狐疑态度和富有叛变肉体。某种意义上，母语与诗人的关系与血液同肉体的关系比较相似。肉体与血液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宿命论上的。肉体既无法改动被定型的A、B、AB、O这些血型在自身循环活动的命运，反言之，不同型号的血型更没有才干混合一同撞击血脉和肉体。母语关于诗人也是命中一定的。关于母语，诗人是被动的。不是诗人选择母语，而是母语选择诗人；关于诗人，母语是在不知不觉中构成的诗歌声音。这种声音能否共同和杰出、能否动听和宏亮、能否超越了时空和诗人的个体生命、能否提示了人性的普遍规律和与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等等决议着一个诗人的质量。

不少胜利的诗人都以为其写作是在捍卫自己的母语。诗歌是在矫正自己的母语。我不承认这种观念。但僭越母语，用另一种言语中止诗歌写作，我也并不觉得就有伤母语的威严。相反，除了满足用母语之外的言语写作的刺激和猎奇心外，对完善对自己母语的认识我觉得也不无裨益。诗人站在另一种言语立场上发言，那种暂时对母语的放置和疏远以至是永远的放弃或许更能加深诗人对母语的自省和审察，拓宽诗人对母语的思想空间，从而更能使诗人明了和领略母语与世界的关系。但不会保障用母语之外的言语写作付出的勇气不会成为徒劳，这是另一层话题。一位在自己的母语环境里接受完教育和长大起来、完整在自己的母语里树立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写作观念、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不入流的诗人，假如科班出身支配母语之外的言语成为了一流诗人，那可真是一个奇迹。但遗憾的是这种神话至今还没有降生。我们能够罗列出里尔克、策兰、昆德拉、布罗茨基等一大串诗人、作家的名字做为佐证。这些诗人和作家用母语之外的言语创作的作品固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但置信不会有人承认他们是用自己母语写作的一流诗人和作家。

我对越境一词的了解是∶它包含两个概念――即诗人自身和作品翻译。越境关于二十世纪的诗人而言，总是让人想到一个灰暗的词语――逃亡。一些诗人被迫或无法地远离自己的国度，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母语寄生在完整不同的言语文化环境里。在远离母语现场的异域，他们要么坚持用母语写作，要么完整让另一种言语取代母语。这种无法改动面对割断与母语脐带关联的理想既给他们带来困惑，又同时使他们具有居高临下俯瞰母语的优势。对言语敏感的诗人同样也是对来自母语的信息和母语自身的变更敏感的。在一位素质高的诗人身上，其母语水平不会仅仅停留在他分开母语文化现场时的临界点上，它会随着诗人飘泊的肉体在不同的言语文化环境下长大，并在诗人的肉体深处长成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球根。逃亡亦或移民异域，在天文上，虽说拉开了诗人与母语之间的距离，但在肉体上却加深着与母语间的密切。就拿布罗茨基来说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三十二岁的他背负着俄语逃亡美国，数年后便开端用英语创作随笔和读书札记，但我偶尔还是思索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为什么用俄语写成？难道与用俄语――诗人的母语使他更分明和得心应手地表白自己无关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一个诗人对自己诗歌作品身份的认同。越境的另一层意义是诗歌的出口问题――即翻译。这是一个与现代诗的定义一样很难达成共识、至今能够说还没有确立它的价值规范。主张直译者自有其满纸的理由，反之亦然，意译的主张也会理直气壮。关于现代诗的翻译问题，诗人北岛在谈及诗人里尔克的汉译作品时，曾有趣地把诗歌翻译的优劣比方成“一个好的译本就象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坏的译本就象狼，在背地驱赶我们迷失方向”。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就我个人肤浅的阅历和翻译理念而言，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把现代诗从一种言语置换成另一种言语，最关键的不是看你能否正确无误地把它译介出来――当然这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在于精确无误地把它做为一首现代诗的肉体质量翻译出来，使它做为一首无懈可击的现代诗作品而成立。这是我的一向主张。现代诗的翻译曾被意大利诗人嘲讽为是“对诗歌的背离”。这句话不难了解，由于诗歌拒绝翻译的要素太多了。韵律、节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部分、生动的艺术氛围、以及只需读原作才干觉得出的内在生机和复杂奇妙的内部结构等等。

母语的越境与诗人的越境固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但实质上没有太大区别。诗人的越境，离不开不时与母语的沟通；言语的越境，无法脱离翻译这一途径。而在中国翻译界，“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新诗”这种结论早已有之，它似乎曾经在诗歌界达成了共识。其实这句话我想也同样合适日本。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在1882年共著的《新体诗抄》里，对英国和法国诗人的14首诗歌的翻译，能够说对当时的明治新体诗的展开产生了决议性的影响。这取决于翻译的功劳。在此，我又联想到自己。我之所以逾越母语用日语写作，也同样与我长时期翻译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作品所遭到的恩德和启示密不可分。是谷川诗歌的言语觉得给予了我这种勇气和力气，才使我如履薄冰地敢在日语里学步。但我仍不敢过高寄希望于自己的日语诗歌，由于我知道最贴近灵魂和真实、最能表白分明自己的还是母语。

汉字的困惑

我无法逃避在用日语写作时所遇到的尴尬和困惑，这种“自食其果”或许是僭越母语的报应。但恰恰正是这种困惑差遣着我用日语表白自己的猎奇心。

九十年代初，记得在我赴日留学之前刚接触日语时，就听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河南大学外语系聂连增教授讲，不要抱一轻视的心理去看待日语，以为逮住几个熟习的汉字或汉语单词就能看出明白。他还说日语与西欧语系不同，固然它属于汉字圈，但它可是笑着进来，哭着进来的一门言语。当时不太了解这位老教授的话，觉得他不外是夸大其词恐吓恐吓大家，让学生们努力学习日语而已。可是，随着我在日语这种言语环境里的经年累月和对日语学习的加深，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重量和内涵的重要性。我固然没有落到哭着被日语赶出门外的境地，却也饱尝了用日语写作的困惑和苦恼。这种困惑首先是母语文化所构成的思想习气，其次是日语自身的言语特征。

对一位曾经习气于用母语表白自己的写作者而言，特别诗人，若把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言语彻底运用和控制为自己的写作和表示工具，是要比他人付出更大代价的。首先要具有能否会被这种言语接纳的心理准备和能否持有“降服”和“主宰”它的自信心，继而要经得住“思想切换”的考验，之后还要忍耐暂时冷落母语的痛苦和来自于自己内在的曾经习气于用母语表白的那种思惟方式的“抵御”。在母语的写作阅历中曾经构成的思惟方式是极端顽固的，它像一股强大的“反动权力”，总是排斥和冲撞你料理的另一种言语来替代它。我最初真正开端用日语创作时，深化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越过这一关之前，汉语和日语在我的心中阅历了为期不短的对峙和斗争。这其实不单单是言语与言语之间的抵触，它也包含文化层面上的和价值观上的那种隔阂和不习气。

普通都以为，初学日语，日语里的汉字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是一种捷径。由于这两种言语的文化历史背景同源――即日语是对汉语的“借用”，现代日语中，不只有一半以上的汉语单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意义完整相同，所谓的与现代汉语同形同义（当然也包含同形异义那一小部分），而且，日自己发明的假名文字也是从汉语的偏旁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不少初学者都自但是然地带着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居高临下”地进入日语。其实，在我看来，日语里的汉字恰恰是阻拦我抵达日语言语深层结构的一种障碍。其缘由首先在于我对母语（汉语词汇）意义的过于依赖和自信；其次则是容易疏忽汉语转嫁到日语里来时派生出的别类意义和所指。日语里的汉字状况大致可归结为四类：

一、保存了汉字原来的意义――即它们在日语中承担的意义与汉语大致相同；

二、超越了汉字原来的意义，要么扩展，拓宽汉字原来的意义空间。要么减少，将汉字原来的多义性局限到一种意义；

三、在日语中被重新组合的汉语词汇；

四、日本汉字（即日语里的“国字”――日自己发明的汉字）。

这四点中最不容易做到的是第二点，由于它们是自己“熟习”的词汇，很容易放松运用它们时的警惕性，从而犯下“惯性错误”，构成词不达意的错位。用词的精确关于“诗为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华滋华斯语）的言语至上主义者的诗人是十分致命的。诗人策兰承认用母语以外的言语写作，北岛也曾感喟“母语是独一的理想，中文是独一的行李”，但同是出生于四十年代而且与北岛有着同样逃亡阅历的布罗斯基却越过母语――俄语用英语写作，他的英文随笔可谓斐然可观。就我个人而言，用日语写作时，在摆平内心顽固的“抵御”之后，常常为如何才干把一个词语更精确地放在诗歌最需求的位置上而感困惑，我想有这样写作阅历的人应该都会阅历过这种难言的苦涩体验吧。 我在我的第二今日文版诗集《石头的记忆》(思潮社2009年)的后记写过这样一段话：

“至今，在用日语写作时，一部分词汇关于我仍具有一种应战，使我不得不如履薄冰地彳亍向意义的彼岸。

但恰恰正是这种应战和刺激，在不时地激起着我持续用日语写作的愿望和驾驭日语的猎奇心。

越过母语，背离观念。

进入日语，应战语感。

汉语硬中有软、笼统、细致、坦率、直接、孤立……

日语柔中有刚、暗昧、弹性、开放、婉约、胶着……

关于我，日语里的平假名是被肢解的汉字，片假名是干柴棍儿，汉字有时像圈套。

在两种言语之间，我想变成一条小河，自由地来回流淌；或者化作一艘小船，在汉语和日语之间漂荡。

假如把母语比方成一棵树，日语就是嫁接在这棵树上的枝，它同样长叶开花和结果。

母语是命中一定的妻子，日语是我有缘结识的情人。二者都是一种宿命。

关于诗人，言语永远是一堵在默默长高的墙，它看不见摸不着，考验着诗人跨跃的身手。

一首胜利的诗，表示着诗人的综合素质：洞察力、感悟力、想像力、思想力、控制力和反动力等等。

与生俱来的情感和理性是决议诗人的关键。

后天的学问只是翻开诗人视野之门的一把钥匙。

思索是灵感的雏形。

任何奖项关于诗人都是暂时的安慰和蔼意的嘉勉，一个诗人的巨大与渺小，只需时间说了算。

像李白、松尾芭蕉、普列维尔、谷川俊太郎等。

巨大的诗人是时间的骄子。

他们的巨大在于：以平易的言语表白深化，以简约的言语表白复杂，以有限表白无限。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

他们降服的是不同时期、不同言语的众多读者，而不是狭隘的小圈子。

当然不容承认，小圈子里也存在优秀诗人。

在物质主义众多、肉体日趋贫穷的年代里，我愿努力做一位无名的肉体富翁。

在兴隆的网络和信息把更多人的时间夺走的今天，我愿悄然具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在自己控制的有限的日语词汇中，有时总避免不了对一部分词语运用后所缺乏的踏实感。日语不像母语，在写作时能够随手拈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把一个词语放置到它最需求的也是最合适它的位置上。用日语写作时，却常常在这一点上犯憷，总觉得能否还会有更适合的词语缄默在字典里或躲藏自己的无知中，从此对曾经运用的词语犹疑不定。由于文学创作中，再没有为诗人找不到适合的词语而苦恼的事了。

当然日语关于我不只是汉字上的困惑，好比说日语的语法次序，主语的省略和助词的狡黠，动词的时态变更和日语自身的暗昧疾患，在一句话中假名与汉字的运用比例，以及因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和罗马字这四种表记文字不同词语所产生的奇妙差别等也常常搅扰我。就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整体特性来看，我觉得日语是具备封锁和开放“双重人格”型的言语――其实日语更趋于开放型，汉语某种意义则给人一种闭塞感。这或许跟日语被称为是胶着语和汉语是孤立语的言语性格有关。现代日语里除了一大半的汉语外，它还吸纳和消化了大量的古希腊、拉丁、葡萄牙、西班牙、德法俄语等词汇，或痛快以拿来主义来运用（指用片假名表记外国语音的日本化了的外来语和刚被日语接纳过来不久的浅层外来语，这与现代汉语里表记外国语音的词汇还有所不同，如粉丝、马自达、飞驰等，他们虽说也是语音译语，但由于汉语的表意文字特征，一旦用汉字表记出来，不论这个词汇如何接近外国语的发音，它都会衍生出别的意义），或在日语言语的大锅炉里煅烧，让其混合融为一炉，百炼成钢――即明治维新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学者，自创西语等语种发明的现代日语词汇，丰厚了日语在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表白，进步了日语的运用效率和意义的精确性。能够说正是这些词汇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其实，现代汉语里的日语词汇也同样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致命的作用。现代汉语在哲学、医学、建筑学、美学、文学、化学、科技、生活、军事诸范畴里运用的词汇百分之七十来自日语，如：母校、政策、思想、消费、健康、消化、细胞、接吻、文化、准绳、文化、文学、学位、效劳、劳动、发明、观念、理想、国际、出版、判决、流感、生活、温度、印象、想象、运动、直觉、自由、主义、资本、民主、宗教、作品、表示、演奏、交通、科学、客观、世界观、社会、体育、体操、代表、法律、错觉、背景……等等这些被日本学者发明的汉语词汇的“外来语”曾经构成了汉语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彻底诀别、或在文体与语感上与古代的严重不同与此有关。把外来的言语化作自己的血肉是杂交日语构成的主要缘由。因而，日本明治时期文坛曾盛行一种说法，要想成为盖代文豪，必须具备“和汉洋”三种才干。像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巨擘作家，不只能说能写熟练控制一门外语，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汉诗（中国古诗）和书法。

大愚难到志难成，五十春秋瞬息程。

观道无言只入静，拈诗有句独有清。

迢迢天外去云影，籁籁风中落叶声。

忽见闲窗虚白上，东山月出半江明。

――夏目漱石《无题》

从这首写于1916年的古诗我们能够看出日本这一代文人的汉学功底，假如隐去姓名，我置信更多的中国读者看到这首诗时不会首先想到是日自己写的。遗憾的是明治维新在向西方翻开国门的同时，把崇拜了一千多年的汉语之门虚掩上了。与日语相比，汉语还算称得上是纯种，但随着传播媒体的兴隆和文化信息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猛烈的持续增长，百年后的汉语说不定也会变成一个“混血儿”。

越过母语，虽说用日语创作和出版了几本诗集和文论集，但在日语面前，深知自己不外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用日语写作对我永远是一个开端，我知道漫长的困惑还在等候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