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宋太祖立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命后世嗣君必须遵照。此事因不见正史记载而使后人疑窦丛生。 不外，征诸历史，不杀士大夫基本还是契合宋代事实的。这一“祖宗家法”的确立，与宋初“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有关。它给宋朝的历史带来了什么呢？ 在两宋之际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如北宋后期叶梦得的《避暑漫抄》、南宋初王明清的《挥塵后录》，都提到过宋太祖曾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如：《避暑漫抄》来看看：
太祖登基后三年，秘密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后殿的夹室中，称之为“誓碑”，上有三行“誓词”， 1，“（后周）张氏子孙，有罪不得判刑，即便犯了谋反篡位之罪，也只能在牢狱中赐其自杀，不能上刑场正法，也不允许牵连其来属。”2.“不能杀为官的读书人（士大夫）及上书批判政治的人。”3.“子孙后代中有违犯以上暂词者，老天一定惩罚他。” （详参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
此事在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也均有提及。但由于有关宋朝的正式史书中不记载此事，所以人们又常疑信参半。但不论能否确有其事，不杀士大夫，基本上还是契合宋代的事实。所谓基本契合，当然不能扫除某些个例。如宋太宗时，孟州文士张雨光因参与科举考试分歧格，恼羞成怒，在街上纵酒，并大骂朝廷，太宗愤然下令将其斩首，这便是一个惯例。 宋代的这个“祖宗家法”，其影响十分深远，因而值得一说。
有宋300余年，学问分子（文人士大夫）的位置之高，所受的待遇之优渥，为其他朝代所无法比肩。这一点可用15个字来概括，即： 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恩赐厚，责罚轻。与此相对，宋代武将的位置、权益和声名，却大受贬抑 。这特别反映在宋代统治者将文士视为治国的主要依托对象。 宋太祖赵匡胤曾多次强调： “宰相须用读书人。 ”以后有宋一代，上自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下到知州、知县，包含经略安抚使之类的武职，大多由科举出身的文士充任。宋仁宗时期的蔡襄，就曾这样概括宋廷的用人政策：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忠惠集》卷十八） 反之， 武将因受猜忌而所握权益极端有限，若地道是个武人，则更会遭到小觑。所以连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也常常要折节读书，留意斯文。 旧史家常以“重文轻武”来阐明宋代统治者的这一举措。此话并不尽然，由于这仅仅是一种名义现象。倘 若我们对宋初皇帝的施政背景及动机稍加剖析的话就不难发现，“重文轻武”，有些方面真实是出于“重武轻文”。
前面曾经说过，赵匡胤经过控制后周的军事力气而攫取天下。在黄袍加身、树立宋王朝以后，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 唐末、五代走马灯普通的政权转移，以及他自己坐拥天下的事实，使赵匡胤分明地看到，军权能够对政治起决议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气对皇位构成最大的要挟。 在他眼里，“武”太重要了，致使带有一种恐惧。于是，在赵匡胤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让其出任中央节度使。又做兵制变革，中央兵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从公元963年起， 赵匡胤开端用文臣来管理州事 。当时，后周拥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赵匡胤或托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使子孙袭职，同时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替代旧的武将 。统一后，太宗赵光义继续以文臣换充武将，并应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 987年，太宗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秩：官吏的职位、品级）。” 有两件事情，颇能反映文臣在赵匡胤心目中的重量：
一次赵匡胤宴请翰林学士。后周旧臣王著，因怀念周世宗，借酒喧哗，声泪俱下，殷殷旧情，流露无遗。赵匡胤也不见怪他，让人扶他回去。第二天，有人想做文章以表示自己的忠心，提出要处置王著。赵匡胤却轻描淡写地说：“ 这家伙是个酒徒，周世宗在时我就了解他。更何况一个书生哭周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 又一次，赵匡胤到宰相赵普家， 恰逢吴越王钱俶派人给赵普送来礼物－“海物”十瓶。赵匡胤令人翻开，见瓶中所盛全为瓜子金。赵普惶恐不已，拼命解释。 赵匡胤笑着说： “收下吧，不要紧。他（钱俶）以为国度大事都由你这个书生管得呢。 ”
不难看出，在赵匡胤的政治天平上，文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属于易于控制和驾驭的应用对象，决不如武将那么重要。几个书生岂能掀起大浪？几个文士焉能毁我江山?所以，赵匡胤曾吐露真言： 我往常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行贿，其危害也抵不上一个武将。 这就点明了他大量起用文官的缘由， 主要是着眼于文官对政权稳定的要挟。较之武将百不迭一。 而其弟赵光义，则也可谓深谙其兄长的良苦用心。 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固然是行伍出身，但都明白 “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 ”的古训，如宋太宗就曾说过 “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 ”的话。
太祖建国后，为了顺应形势的变更和展开， 很快由一介武夫变为“性好艺文”的尊儒重文之君 ，而太宗更被称誉为“锐意文史”。后来，真宗又“ 道遵先志，肇振斯文 ”。于是，宋廷蔚然以文化成天下。 为普遍吸收文人参政，宋代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即着手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已逐步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 不外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政局骚动不定，所以虽开科不少，却取士未几，一些有识之士常常不乐于仕途而隐居山林。 所以，北宋建国之初，仍有不少士人对赵宋政权持张望态度。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仅十人上下。开宝三年（970年），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 赵匡胤又令礼部择取连考十五场不中的106人，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 以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称为“特奏名”。 这一为笼络学问分子而以皇帝特恩名义加以录取的措施，系宋代科举制度中的新举措。 开宝五年（972年）， 赵匡胤又突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注重。 次年，进士考试下第者控诉考官取士徇情，赵匡胤召见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试，亲身阅卷。此乃“殿试”，曾为唐代武则天偶尔实行。自973年，“殿试”遂成为定制，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身考选 。宋太宗时，殿试后，还要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这样一来，皇帝直接控制了取士、用人的大权。
太宗继太祖之后进一步扩展取士名额。以安定兴国二年（977年）正月赵光义即位后的第一次贡举为例，共得进士吕蒙正以下109人；诸科207人，并赐及第；连考十五次不中者184人，并赐出身；“九经”7人不中格，太宗“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 诸科，是北宋贡举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的统称。 位置次于进士科。应举经礼部试和殿试合格者，分本科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等。以上共计507人。 以后一科进士可多达三四百人，诸科多达七八百人。基于此，宋朝的官僚队伍彻底改动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对安定兴国二年正月那次贡举，宰相薛居正等人曾提出 “取人太多，用人太骤”，表示反对。但赵光义“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安定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北宋还创建了“糊名”“誊录”等法，为完善科举制度起了积极作用。 早先，考生的试卷上写明姓名、籍贯，考官能够看到，作弊也就十分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有人上疏央求在殿试时 “糊名考校，以革其弊” 。此法推行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又将糊名考试法推行到省试、州试。 为了免除考官辨认考生字迹和拆换卷首等弊病，糊名之后，又创誉录试卷法 ，即先派人将考生试卷誊抄一遍，然后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如此，考试制度日臻完善。
宋初几十年间，科举制度显现出很强的优越性，史称：“ 时取才唯进士、诸科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 （《宋史·选举志》）科举制度为宋廷选拔、收罗了大量优秀人才，也有助于稳定中央集权。 王夫之说：“夫宋祖受十分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 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是的，宋初皇帝对武将十分恐惧，所以要重用文臣，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对文臣就特别放心了。 重用文臣，无非是由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文臣固然较武将的要挟百不迭一，但整个国度机器的细致运转，究竟控制在这些人手中，所以恐惧感自但是然也就会产生了。宋太宗曾经有过一段“名言”： 国度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外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
“ 奸邪”的人脸上并没有写字（即“无状”），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帝王一定要在这方面用心。而宋太宗这里所指的“奸邪”，与其说是那些指导“民变”“兵变”的暴动首领（如宋初王小波、李顺之类，过去常有这种误解）， 倒不如说是指那些担任国度机器运转，执行制度、政策的政府官吏。 于是，为了防备文臣，一系列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 首先要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益，于是设立了枢密使以管理军事，设立三司使以管理财政，让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只担任日常的行政事务； 再分别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上述三者的“副贰”。这样，不只抵达了部门间的相互牵制，也抵达正副职间的相互约束。中央上也不例外，州郡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派遣，称为“知州”；
又特地派监视官员“通判”到中央上去，监视知州的行动并直接向皇帝汇报状况，州内一切政令须经通判签字前方能生效。 不外，话又说回来，宋代皇帝固然对文臣存有戒心，可鉴于文臣潜在的危害性相对较小，况且在制度层面上，又已对这种危害做了紧密的防备， 所以为了赢得士人的支持、效忠，也为了复兴文教，他们又给文臣以比较多的特权 。宋代文人得到了比其他各朝多得多的优礼，所受限制也宽松得多。 从总体上看，宋代文人着实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 这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1.文人敢议政，更敢犯颜直谏，而统治者只需以为对自己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也就持宽容的态度。 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稀有的。苏东坡曾指出：
综观史书，从秦汉不时到五代，由于批判过皇帝或时政而死的人，不下数百人。但自太祖登基（建隆）以来，没给一个提意见的人治过罪。即便稍有指责，马上又运用以至升职。允许言官们“风闻言事”，使他们目无官长；为了表示自己，他们就不问尊卑；批判皇帝，皇帝也得听听；批判政府，那宰相们就像立功似的 。（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上神宗皇帝书》） 这里无妨先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例来看看。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苏辙在宋仁宗嘉祐年间的“举贤良对策”中，公开批判仁宗贪图酒色，不理朝政：“ 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数十，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考官以为苏辙道听途说，大胆妄言，欲免除之。
宋仁宗不许他们这么做，说：“ 朕设制科（正常科举考试外的特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再好比“天姿英拔”敢作敢为的宋神宗，他支持王安石变法，遭到许多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文彦博更直言不讳地说，皇帝是 “与士大夫治天下”（ 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即天下不是你皇帝一个人的，而是与士大夫共同管理的，他们有权说话。 宋神宗因攻西夏失利，要杀一个漕运官，宰相蔡确站出来反对，说 “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 ，拒绝执行；神宗没措施，只能改为将此人脸上刺字后发配，门下侍郎章惇又表示反对，“ 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大怒道：“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毫不示弱地答道：“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事见《蓼花洲闻录》）
后世许多人以为，宋神宗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简直被杀，其实那只是苏东坡入狱时自己的一种担忧，事实上他不只没有生命风险，连刺配之议也没有。当时刘安世就说过，要救苏东坡，“ 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 ”一句话就够了（见《元城语录》）。 正由于宋代行动氛围的宽松，不只在朝任官的士大夫敢说话，轮作为准备官员的太学生，也多敢直言不讳地针砭朝政、品评大臣、扬清激浊。 致使有人将太学戏称为“ 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 （《鹤林玉露》），意即太学好像“有头发的和尚庙，没有官的监察院”。
2.文臣即便犯了“罪”，最重的处分也不外是贬到“远恶州军”去，即下放到偏僻的蛮荒之地。 他们无掉脑袋之虞，一旦罹“祸”，还可等候机遇，东山再起。我们就以上面讲到的蔡确为例来说吧： 宋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作为王安石“新党”的蔡确失势，作了一首《车盖亭诗》，用武则天代唐来影射高太后垂帘，这在当时说来是犯了“逆悖”的大罪。但对其“逆悖”的处分，只是“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而已。实践上，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上台，蔡确的外贬也只是时间问题。即便这么轻的处分，居然也构成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之声，以至连蔡确的政敌、“旧党”中的范纯仁、苏东坡等，也以为处分过重。
清代的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十分诧异地说：“ 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辞之凶悖，虽诛戮尚缺乏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赵翼生活在“文字狱”盛行、杀读书人如割草的清朝乾隆年间，难怪要发出以上的惊叹。 其实，在宋代，士大夫对最高统治者公开批判几句，是并不稀罕的，前面提到的苏辙是个例证。像文彦博、蔡确、章惇讲的话，也不鲜见。赵普早就对宋太祖说过： “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苏东坡也说过：“ 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御试制策》）这并不是宋朝的士大夫胆子特别大，而完整是宋朝的“祖宗家法”给士大夫提供了保障。
我们无妨与明、清两代作一比较：明朝的海瑞是一个铁骨铮铮、敢说真话的忠臣，在他抬着棺材进宫向嘉靖皇帝进谏时，也只能说这样的话：“ 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 。”结果是海瑞下大狱、判极刑，幸而嘉靖忽然暴毙，海瑞才免去一死。 清朝的洪亮吉也是一个敢讲话的士大夫，他在乾隆逝世后嘉庆帝亲政、下诏“求直言极谏之士”的前提下，上疏讲了一些时政之弊，并提出矫正措施。 结果被判“斩立决”，后来总算嘉庆“开恩”，把他发配到新疆伊犁，以后遇大赦回家，也是终身不得再做官。两相对比，其间差别，何啻天壤！
为了吸收和笼络人才，宋廷向文人学子敞开了科举这条进身的阳光大道。宋朝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不只多，而且不重谱牒，不重乡贯，不重门第身份，以至有意发明条件，让孤寒之家的子弟脱颖而出。宋代统治者还常常令中央官引荐人才，或亲身物色俊彦之士。被引荐、选中者，都是既有才干又以“文章”“文学”知名的学行兼优的读书人。
一旦进士及第，普通都授予高官，并赐予优厚的待遇。 仍以安定兴国二年那次贡举为例，本科中试者，都先赐予绿袍靴笏，又在开宝寺举行浩荡的宴会，太宗还为此赋诗以表祝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中“九经”科者，授将作监臣、大理评事（将作监，官署名，宋初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石、炷香、盥手、焚版币等事；大理寺，官署名，担任处置各地奏报的案件），通判各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九经”科之外）中试者，送吏部免选，委以各职。赴任动身时，每人赐办装费20万。史称如此恩宠，史无前例。
至于做官以后，士大夫享用的待遇之高，也是历朝所没有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特地提到宋代的“制禄之厚”“词禄之制”“恩荫之滥”和“恩赏之厚”，真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缺乏”。别的不提，就拿宋朝只拿工资而不需干活的“寄禄官”来说吧，朝廷的文武百官中竟占了百分之七十还要多一点，如什么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都是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 与优礼读书人的政策联络在一同的，是作为“国学”的儒学，遭到了宋代统治者的高度注重，孔子和儒学的位置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太祖赵匡胤一登上皇位，就去国子监祭奠孔子。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下令参与贡举的士人须到国子监谒孔子，并著为定例，永远执行。次年，又下令用一品礼祭孔子。为惩处孔子和儒学，孔子第三十四代孙孔宜虽进士不第，仍赐官为曲阜主簿，以后又屡加升迁。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到泰山封禅后，亲身到曲阜孔庙行礼，拜见孔子坟墓，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又命翰林学士晁迥祭奠孔子父母。次年，又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令中书、门下、两制、馆阁分撰“赞”文。他亲撰《文宣王赞》， 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自撰《崇儒术论》，以为儒术的污隆，关乎国度的兴亡。此文被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
既然鼎力倡导儒学，也就必定要优礼儒士，特别是对那些有一定名望的儒臣、学官，愈加以特别的尊崇。如淳化五年（994年）太宗至国子监，赐直讲孙爽五品服。当孙奭讲《尚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意为：不服从古人的教导，而能使事业兴隆长存，是我傅说从未听到过的）。太宗大受感动，又赐束帛 。在名儒张洎赴翰林任职时，太宗曾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正是有这样一种尊重，才会对文人学士倍加礼遇。 在宋初“兴文教”的政策背景下，宋代的文化蓬勃展开，在哲学、文学、史学、科技、艺术、宗教、教育、出版等各个范畴，都表示出极大的发明力，留下了光辉绚烂的业绩。
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轻武”，相当水平上是出于“重武轻文”。但是，由“重武轻文”引出的文人治国，又确立了两宋300多年防备武臣的“祖宗家法”。 有学者指出，南宋初年的宋高宗之所以会自毁长城，杀害岳飞，除了其他一些缘由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是遵照这一“家法”，这虽是一家之言，却很有压服力。 宋太祖的本意虽非真正注重读书人，但重用文人却是一个事实 。再经过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右文抑武”之后，武人的形象真正地跌落下去了。这 一点折射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上，就真的构成了“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 “重文轻武”从一种施政措施，变成了普遍的社会认识，使得“尚文”的肉体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大大强化了。
假如把宋代的“重文轻武”置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剖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社会风习在唐宋之际有一个严重的转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从前期走向后期的当口，有一个严重的转变。 简言之，就是从“尚武”变为“尚文”。 唐代社会，因循的是北朝魏、齐、周及隋朝之风习。当时，少数民族的遗裔遍布于我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域；再者， 唐代与西域的交往频繁，胡商的贸易，“色目”的入仕，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中西混合的性格。 那时的人们，大多崇尚粗暴雄豪，无畏无惧，尚武而轻文。哪怕是文人，也多感染这种气息，就以唐诗来举例，大量的唐代诗歌记载了当时“尚武”的风习，如杨炯表示：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王维说： 忘身辞凤厥，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李贺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连具有较多儒家正统认识的杜甫，也在诗中发出慨叹： 男儿应斗死，勇士耻为儒 。
整个社会氛围洋溢着英雄主义和尚武肉体，致使文人习武知兵，出入边塞，成为很平常的事。如李白自表其阅历曰：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表示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气度。而雄壮豪迈的边塞诗，遂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到了宋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宋仁宗时的田况，在其所著的《儒林公议》中引尹洙语曰： 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迭矣。
当时，在世人的眼里，考中状元的话，比一位领兵几十万的大将，打了大胜仗，收复了失地，然后凯旋还要光彩得多。 如名将狄青， 他以卓著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却遭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斥。 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以进士出身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对此，狄青心里也十分分明，他对他人说过：“ 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普通，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默记》）后来，范仲淹教他读《春秋》，并劝诫他：“ 为将不知古今，有勇无谋耳！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就是如范仲淹这样对武事十分注重、被人誉为“儒将”的人，其价值取向也难以脱离时期背景。当他在庆历年间任陕西招讨副使、担任与西夏作战时，后来成为理学巨匠的张载去谒见他。张载当时年仅二十来岁， 喜欢谈兵，以至想自己汇合一帮人去收复被辽国占领的失地。他见到范仲淹，陈说了关于用兵的谋略和计划。 范仲淹却对他说：“ 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引导张载去读儒家的经典《中庸》。可能是范仲淹认 为张载的才干更合适于研讨哲学，所以才会这么劝导他，但其劝说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还是很明显的。
统治者的有意倡导，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作了严重的变更，苏辙曾总结过这一变更的缘由：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二十一） 经过读书、科举邀取位置、名望、财富，成为一条捷径和正途，惹得“ 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燕翼诒谋录》卷一）。普通庶民虽经常要为国度提供兵源，但他们仍深信“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的俗谚。
中国古代的那些“劝学文”“劝学诗”，就是从宋代开端多了起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鸣惊人天下知” ..···那两句以后不知被多少腐儒牢记不忘的座右铭：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 唐代诗歌表示的社会氛围，到宋代时简直荡然无存了。 盼望树立军功的志向，变成了“唯有读书高”；“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审美意境，变成了“将军青丝征夫泪”。
同样是描画戎马生活主题的边塞诗，我们曾经很难见到诸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取而代之的却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羌管悠悠霜满地”。这能够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期肉体已不在马上了。 宋人价值观念的庞大变更，再加之南宋的天文环境、区域文化等要素，如诗人们唱的： “东南妩媚，雌了男儿” ，也是从宋代开端，白面书生开端成为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往常人们普通以为， 汉民族的性格温文漂亮，沉潜内向，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固然是历史沉淀而成的，但其定型，应该说主要是从宋代开端的。
上述中国人尚文而轻武的习性，在宋王朝消亡后不久，即为一位来自西方的旅游家所留意，并联络宋之亡国做了一番评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 ·····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绝非勇武的斗士。.....·（他们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一切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在强弩的射程之外。因而， 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度原是不会沦陷的。 但偏巧他们不善征战，才落得国破家亡。 马可·波罗看到的，当然只是一些表象， 历史的因果关系也远不像他了解的那样简单，但无可承认，宋之亡国，与宋代军队（或者说国民）的素质、状况，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往常，顺着马可·波罗翻开的话题，我们对宋代“右文抑武”如何影响了宋代的国运，加重其积贫积弱的病状，再做一些调查。 不外，似乎有必要先做一点阐明，以消弭一个可能产生的误解： 宋代统治者抑武，并不是说他们不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恰恰相反，研讨显现， 有宋一代军队关于朝廷的重要性日积月累，其人员不时增加，其配备也在持续地改进。 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总兵员为37.8万；到接近1000年的时分，已增至90万； 而到1041年以后，更达125.9万。除了陆军之外，南宋又树立了水师，以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诸城市。1130年，水师的总编制为11支舰队，3000名水兵；1174年，增至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1237年，已达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
陆军由步兵和骑兵两部分组成，身着皮制或金属制的铠甲。各种型号的弩炮有16种之多，它们由数十或数百人支配，用以抛掷石块、金属块、毒弹和炸弹。火炮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并被配备在战舰上。 宋代抑武招致国势疲弱，最关键的缘由其实是猜忌武将，改动和调整了对军队的控制方式， 削弱了军队的战役力。因而，不论有多少兵力，也难以发挥应有的能力。赵匡胤即位后，鼎力整理、充实了禁军。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兵制变革，虽说消弭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积弊，但是事情却又走向了它的背面：它使宋朝军队的战役力大打折扣， 就如时人所说的“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
宋代的兵力绝不算少，配备也不能说差，可军队的战役力并不一定与之成正比 。由于种种缘由， 宋代的大量军队非但没有振扬国威、军威，反而成了“冗兵”。“冗兵”进一步使国势不振。 赵匡胤曾以为，养兵有利于统治。他说，荒年人民造反，军队不会叛变；丰年军队叛变，人民不会造反（见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这是想用军队镇压人民对立，同时又避免士兵和人民分离起来共同造反。于是，一遇到荒年，宋廷便会大量招兵。强壮的做禁军，分歧格的做中央的厢兵。结果兵越来越多，养兵的费用越来越高，而人民的担负也越来越重。壮劳力大量分开乡村，致使消费旷费，又加剧了社会矛盾。
与抑武一样，右文的国策也出其不意地招致了加重国度“积贫”的结果。 宋廷大量取士、大量封官，构成庞大的名实分别、叠床架屋的官制系统，滥官充溢； 又给予官僚以优厚的俸禄，而且，“禄制之外，时有恩赏”。 而给予官僚的俸禄、恩赏来自何处？那当然是从庶民身上聚敛的。 为了稳定统治，宋王朝大量吸收士人进入政权；而日益收缩的官僚系统，又极大地耗费了国力，影响其长治久安。终于，它堕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 以后女真族灭北宋，迨及南宋，更是积弱到不可振作的地步，多数时间受胁于金，最后覆亡于元。关于细致的状况，我们下面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武运、国势的萎弱与文化上的昌明、兴隆，适成对照，貌似不调和地并存于一体。宋史的这一特性，与宋初确立的、并为以后各位嗣君“奉为家法，视为故事”的右文抑武国策，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有宋300余年优礼士大夫。士大夫在战争中固然作用不大，但其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还是随处可见的。 就拿形势远比北宋危殆的南宋来说：南宋以半壁江山与金、元对峙了15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支撑最久的南方王朝。
13世纪，当蒙古铁骑如狂风骤雨般席卷亚欧大陆时，欧洲人曾惊呼其为“上帝的鞭子”。这是汉、唐乃至后来的明、清都没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外族入侵 ，但只需在进攻南宋时，蒙古人才遇到了其征战史上最耐久而猛烈的抵御。 从公元1235年元军第一次攻宋，到1279年广东崖山之战宋室最终消亡，战事持续了40多年，蒙哥大汗自己也在1259年战死于合州钓鱼城下。 元军1267年冬围攻襄阳，直到1273年才攻陷，南宋军民顽强据守之久，创古代守城战的纪录。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赞扬道：“ 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 ”我们看到：白麓洞、岳麓等书院年轻而文弱的书生们，纷繁投笔从戎；理学传人、状元宰相文天祥不屈不挠，至死无悔；进士出身的陆秀夫，在崖山之战中坚持到最后，背负宋幼帝毅然蹈海····· 以他们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究竟以寸土血战、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回报了宋王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宋史·理宗谢皇后传》中谢后语）的优礼，也为两宋的文官政治，写完了并不灰暗的终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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