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陕西延安人,出身清贫,年仅十岁就参与了张献忠的起义军,被收为养子,赐姓张,是张献忠四个养子中的老二,老大是孙可望,老三老四是刘文秀和艾能奇 。 张献忠树立大西政权后,才二十四岁的李定国以战功被封为安西将军,这时的李定国在军中已颇有名望,他待人宽容,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作战时也英勇无比,有“小尉迟”"之称。
李定国在明末抗清史上是个被刻意忽视的人物,他的抗清战绩堪比岳飞:仅仅是由他主导的战役: 重庆突围战:消灭明军曾英部近20万。 云南收复战:消灭云南沙定洲部20万。 竹菌坪战役:消灭四川总兵秦良玉部白杆军三万多。当时李定国上阵诱副总兵张令出战,张令见他年幼,便没做任何防备骑马去见,结果被李定国一箭射中咽喉毙命。张令当时是蜀中仅次于秦良玉的名将,箭法如神,威震川陕,有“神弩将”之称。张令死后,白杆军军心浮动,随后前来救援的秦良玉也因被伏击而溃败,白杆军被团灭。
襄阳之战:李定国乔装成明军差官,率二十轻骑奇袭破襄阳,撕烂明军围歼网,间接逼死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获襄阳“军资十余万”。 当然,这些都是与明军的“内战”并不值得炫耀,下面再来看与清军的作战: 桂林之战: 公元1652年3月,李定国率军反攻湖广,击溃张国柱部五千余人,收复湖南大部分州县。然后又转略广西,相继攻克绎湖、严关、全州,拔去桂林之屏障,随后急趋桂林,寻机歼灭定南王孔有德部。
六月,孔有德亲率桂林城中精锐迎击大西军。为了鼓舞士气,孔有德对部下大肆炫耀自己的生平,“王顾盼叱咤自豪,言出皆诺。”其骄横之状,溢于言表。 但是开战后,李定国用五十头大象结成象阵,冲乱孔军阵脚,“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孔军精锐一战尽丧,“浮尸蔽江下”。孔有德肝胆俱裂,狼狈奔回桂林。
七月,明军里应外合,攻破武胜门,杀入桂林城内,孔有德在失望中狂性大发,手刃爱妾,将自己多年搜集来的珍宝聚在一室,然后自焚。其子孔庭训也被李定国擒斩。 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部将马宝率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 李定国自3月收兵以来收复两个州,十六个郡,拓地三千里,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 衡阳之战: 明军的接连胜利,极大地震动了清廷,顺治任命努尔哈赤之孙、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率满汉精兵十万南下。
清军来势汹汹,李定国却状况不妙,由于分兵攻略湘桂,此时他手头只需四、五万兵力,但是李定国并没有畏惧,他见清军远道而来,趁其尚未结好阵形,便下令突击。不外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就算有大名鼎鼎的象兵参与,明军还是被击退。清廷方面的捷报为:“得象四、马八百二十有奇,击败贼兵约四万余。” 但是李定国并没有泄气,他在认真剖析完当天的战况后,随即便制定了诱敌深化、分割包抄的战术。
第二天开战不久,明军便佯装溃退。尼堪不疑有诈,他命屯齐指挥主力,自己则亲率5千精锐一马抢先,追击“残敌”。眼见他与主力相隔越来越远,明军忽然伏兵四起,将尼堪所部截为数段。尼堪自己十分悍勇,大喊“击贼无退者,吾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他在明军阵中左冲右突,试图突破重围,却被明军逐步紧缩,逼入一滩泥沼之中。明军知道围住了一个大人物,无不奋勇向前,尼堪身边的亲卫逐一战死,他自己也被明军围杀。
此战,明军共消灭清军三品以上高级将领十五名,尼堪的亲军更是遭到全灭,清廷闻讯,“号天大恸”,“朝野震荡,人心浮动”,悲叹“自国度开创以来,未有往常日之挫辱者也”。顺治帝称:“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李定国旬月之内,先败定南王孔有德,后败敬谨亲王尼堪,史称“李定国两蹶名王”。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定国的部队不只战役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据明遗老李寄在他写的《天香阁随笔》中描画说:“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得清廷朝野一听到李定国的名字就颤栗不已,以至还有放弃西南七省与南明平分天下讲和的打算,“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出自《晋王李定国列传》) 磨盘山之战: 1659年2月,李定国率军六千余,设伏于怒江之西的磨盘山。是役,南明军队顽强作战,予清兵以重创,清军死伤一万余,清将蒙古镶白旗旗主沙里布等被击毙。 但是,由于南明政权的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忽然叛变投敌,把潜伏的秘密卖给吴三桂,吴三桂紧急下令曾经进入伏击圈的清军火速撤离,随后又命所部向设伏的山路两旁射击,搜杀潜伏中的明军。因而磨盘山之战李定国还是战败了,究竟吴三桂的军队有上万,还有大批八旗兵助战。吴三桂算是九死终身,但是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润却在磨盘山之战与世长辞!
据统计,李定国在联明抗清后所指挥的战役里共拿下66个八旗将佐,其中满八旗38个,蒙八旗5个,汉八旗18个。三品以上高官38名,其中满洲19名,蒙古5名,汉军旗14名。历经五场大型战役:广东之战、桂林之战、衡阳之战、遮炎河之战、磨盘山之战。击杀和硕亲王1名,礼郡王1名,伯爵1名,子爵1名,男爵7名,轻车都尉14名。 最后再来看一看德勒战役,这次李定国打的是缅甸军队。 1660年三月,吴三桂用南明广国公贺九仪妻儿劝降,贺九仪刚要去投诚就被李定国杀了,从此无人敢言降字。四月,李定国连续上疏三十余封给永历帝都杳无音信。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李定国才知道缅甸扣住了永历帝,于是决议攻缅抢出永历帝。十一月,李定国向缅方提出,送还永历帝,作为退兵的条件。缅方则回答:“你们要攻城,我也不怕,你们大军来这里,水土不服,将士会得病死去!” 于是,1661年二月,李定国率大西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头来战。
当时,缅军自恃人多势众,对大西兵看不上眼,主事大臣变牙简以至说:“汉人无状,然亦未几,须俟其尽渡,然后扼而尽歼诸江中可也。”李定国命白文选兵坐在木筏上鱼贯而渡,刚渡过一百多骑兵,文选在对岸下令吹起号角,百骑一鼓而前,缅军抵敌不住,阵势大乱。明军占领滩头阵地后,主力陆续渡河,士兵劈砍象鼻,全面进攻,缅军大败,被杀伤者在万人以上。
这次战役被称为德勒之战,一举突破了阿那毕隆王以来缅甸国力上升的势头,也间接辅佐了处于优势的大城王朝。暹罗人对李定国那是感激涕零! 看看这战绩,明末将领哪个能比? 但是,战绩堪比岳飞的李定国却被刻意遗忘,有多少人知道李定国?为什么会如此? 这就要从他与孙可望之间的恩怨说起。孙可望是四大义子中最早跟随张献忠的,他年龄最长,威望也最高,张献忠树立五军都督府时,他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同为四方将军。
1646年,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不幸在凤凰山中流矢而亡,军中大乱,危难之际,四将军搜集残部数千,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至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李定国率已断粮十余日的农民军为先锋抢渡长江,杀曾英,使20万明军须臾瓦解,随后又乘胜进抵綦江,杀久为军中积恨的左丞相汪兆麟,并传谕各营:“宜同床异梦,共扶幼主,克成大事”,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 1647年,修整一年有余的大西军向贵州进军。不久,连克贵阳、定番、永宁,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
在贵州遵义府,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战略中止了商榷。当时刘文秀、艾能奇二人都反对孙可望,但他的意见却与李定国相左,孙可望主张到广东南岭一代,若有危机能够入南海远走高飞,李定国则主张联明抗清,二人争论不下时,恰恰又接到明黔国公沐天波副将龙在田的求援,央求大西军收兵云南,共击沙定洲,加上李定国声泪俱下的说辞得到大部分将领同意,孙可望只得同意协作,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1647年大西军开进昆明,沙定洲闻讯,惊惶万状,弃昆明南逃。随即大西军分路平定云南,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依旧坚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次遇到大事开会,四人并坐一同商议,但军中赏罚事宜都有孙可望说了算。
随着位置的进步,孙可望个人野心开端逐步收缩。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说:“将军不如自己做一国之主,设置百官,发印钱币,发布新年号”,孙可望听后大喜,但是李定国却十分抵触。 于是,孙可望与心腹王尚礼谋划,欲压服李定国。1648年,大西军各部同赴演武场汇合,李定国部率先入场。孙可望以李定国蔑视主帅为名,命左右杖责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说:“我与你是兄弟,只是大军暂时没有统帅,尊你为主而已,何必希望你。”说完转身欲离去,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他说:“请将军暂时忍让,假如你分开了,大军必会团结,我们将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为顾全大局,李定国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完以后,李定国请令前去平定沙定洲。 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役中,中毒箭牺牲,成为大西军无法压制内讧的重要转机点。 四王中艾奇能和孙可望交好,刘文秀当和事佬随大流,艾奇能战死后,其部将冯双礼固然继续效忠孙可望,但级别太低无法参与四王议事,四王议政中孙可望失去压倒优势。为此孙可望托故南征把李定国调离云南,去征讨小西天,故长江战役前李定国没能参与大西与南明的高层会晤,致使孙可望的为人行事故得愈加专断专行。 由于孙可望自身不愿联明,所以不时拖着不与永历朝廷谈判,直到1649年,在幕僚的倡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才派人赴广西觐见永历帝商榷联盟事宜。 孙可望接受联盟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受封秦王,秦王原是张献忠的封号,依照云南副使杨长知的说法,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 当时的永历帝刚刚逃至南宁,随驾的官员已作鸟兽散,有的避入深山,有的削发为僧,还有的痛快投诚满清,原本就没有多少筹码可与孙可望谈判,在孙可望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五大臣后,无法允许了他的请求。
孙可望一开端愿意与沐天波协作其实就是为了趁机占领云贵,然后积聚力气收复四川,地道一种功利心态。大西军进入云南就压制沐天波,云南完整成为大西军的地盘,受封为秦王后,孙可望更是俨然以皇帝自居,规则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并擅自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以至对永历帝也极尽凌辱之能事,他见几番大事都顺利经过,索性就把朱由榔从南宁接到安龙,允许每年提供“银八千两,米百石”,名为安置,实则幽禁。 永历帝真实忍耐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李定国前来护驾,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将南明内阁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名朝臣处死,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同年,为了粉碎孔有德和吴三桂两路清军的围歼,孙可望在李定国的倡议下,同意收兵湖广,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 随后就是李定国的两蹶名王,但是北路军由于刘文秀的轻敌,在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牺牲。战后孙可望不只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吞并其部队,惹起其他将领的不满。而关于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定国,他不只扣发犒银和阻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想想方设法加以谋害。 1653年,孙可望怕李定国拥兵自重,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兵宝庆,准备在湘江东岸设伏攻击清军,孙可望三天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告,孙可望要对其“收而杀之”。 李定国听了流泪不已:“盗贼终不可与同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李定国还是写信以大局和大义试图压服孙可望同舟共济。但是孙可望接信后大怒,亲统大军进至宝庆,打算与李定国开战,最终为顾全大局,避免自相残杀,李定国分开湖南赴广西全州。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大西军人心愈加涣散。
不久孙可望就为逼走李定国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大军驻扎于宝庆府,不想遭遇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的满汉主力,最终在岔路口被清军所败,损失繁重。 1654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当时军中瘟疫盛行,清军又大举增援,于是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溃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其经过之地,都要烧毁粮草,以绝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1656年,李定国趁孙可望大举出击湖广之际,去安龙接走朱由榔返回昆明。
1657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李定国发起进攻。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合兵仅三万多人,双方力气对比悬殊,李定国遂采用诱敌深化之计,在云南曲靖左近的交水河畔设伏,交兵不久,孙可望部将马唯兴率部临阵倒戈,与白文选联兵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孙军大乱。孙可望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孙可望兵败交水后,压不下失利的怒火,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他尽吐永历朝真假,“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由于孙可望的叛卖,西南军情全部裸露,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1660年,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另一种说法是兔死狗烹,“随出猎被射死”,到底如何颇有疑义。 1661年,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李定国也病殁于云南边疆。 不思索民族感情,孙李二人谁对谁错?从孙李二人反目的过程来看,简直完整是孙可望的义务,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者的恩怨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首先,二人的分歧始于看待明廷的态度,是独立自主抗清?还是联明抗清? 从阻挠清军的角度来说,大西军从义军成为代表明方的官军,对凝聚各方力气是有利的;但从提振义军的士气,从大西军的初衷而言,真实又是不利的,究竟义军出身于被明廷压榨的下层民众,且与明军作战多年,双方手上不知感染了对方多少鲜血。
今天多数人站在同情明朝的角度,愤恨于孙可望的降清,但实践失败的缘由并非单纯大西军的内讧,清军的强大,大西军改动身份招致明方剩下的郑胜利、张煌言与其不协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缘由。 所以,孙可望选择独立抗清并没有太大的过错。至于史书中说孙可望想去广西,不行就逃窜云云,早有专家指出这地道是一种戏剧小说手法,并非实践状况,这应该与明清之际史料暗昧复杂有关,以至是为了凸显李定国的感人劝说而故意争光孙可望之举。 其次,从贡献而言,孙可望也不弱于李定国。 大西军南下云贵以后,长期由孙可望掌管大局,征战则以李定国、刘文秀为主,李定国的确有勇有谋,战绩也无人出其右,但大西军从数千人展开壮大至20多万,则离不开孙可望的治政才干。
大西军入主云南后,“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域因而连年歉收。顺治七年,孙可望又修建了能够“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当年就取得歉收,而且还有余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云南军民“汗流浃背,民富庶兵精强”,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使云南成为了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中央之一。 除了鼎力展开农业,孙可望还在云南实行营庄制,重新划分土地田产。云南主要是黔国公府的地盘,沐家占云南质量好的田产达四成左右。其他较好的中等土地归土司和部分寺庙瓜分,大约三成。各族庶民只能依赖剩下的三成劣质土地,不可思议庶民的生计处境。 孙可望坚持义军天性,大胆改动传统,以官四民六为规范,从沐家和土司等权贵手中集中土地重新分配,得到各族庶民的欢送,但这也构成沐天波和丽江木氏土司等权贵仇恨孙可望。
孙可望在云南的胜利管理,还对清统区构成了庞大影响和吸收力。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丁大任就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庶民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传播“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 由于孙可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消费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繁从军,大西军扩展到二十余万人,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大西军政权进入了全盛期。 孙可望固然领兵作战不如李定国,但治政才干却远胜,以云南、贵州这等偏僻省份,供养二十万左右兵力,简直是奇迹。吴三桂入云南前夕,大西军还“钱粮如山”。没有孙可望,大西军不会在短短几年内攒起这么大的家底,这也是最令人可惜的中央,假如双方能够精诚协作,大西军在云南割据并非不可想象。 第三,论性格李定国并非辅政之才。 诚然,孙可望的品性有点自私自利,但相比李定国却是更适合的首领。 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当年在贵阳会议上,刘文秀、艾能奇都倾向于孙可望,但李定国居然说:“你要是有身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垫背”,随后又拔出战刀自刺,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要知道他究竟只是二把手,如此看待大哥兼主帅,难怪孙可望有意见。
入滇以后,屡屡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李定国也总是把皇帝抬出来,喝止孙可望不要胡来,“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菲薄,其欲自取消亡乎?”基本没有一点尊崇的意义。 李定国接走朱由榔返回昆明后,受封为晋王,一切大事都归他处置。但是李定国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招致内讧四起 ,入选“奸佞传”的马吉翔则鼎力拍李定国的马屁,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永历朝的糜烂之气更胜从前。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主事,刘文秀等人趁机进言让朱由榔北上贵阳,这原本是效仿当年楚义帝抗秦不利时主动迁都彭城,鼓舞人心士气之举,把皇帝向前推,对收复四川,大有积极意义。这一番规划,连窝囊多年的朱由榔都十分兴奋,愿意采用这一计划。 但是李定国坚决承认这一倡议:“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后人基本以为是李定国知晓朱由榔性格懦弱,希望他远离战事。可实践有没有想把朱由榔控制在自己手中,不愿以此机遇使皇帝成为刘文秀附庸的意义很难说。 不外李定国的确对刘文秀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刘文秀这个人宽宏大量,临死前,还铁面无私把自己的窖藏捐出,倡议疏浚夔东十三家众义军和招募军士,为收复四川而省心谋划,鼓舞李定国北上陕西,辅助朱由榔成就大事。(见《西南纪事》
为了大局,刘文秀很留意团结孙可望留下的兵将,愿意归附他的秦王旧部多达三万余人。包含大将冯双礼,以至艾能奇之子艾承业,后来都接近刘文秀,而疏远李定国。可李定国对孙氏旧部心存芥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见此,刘文秀又倡议把所谓“秦兵”三万多人收编,然后派遣去稳定边疆,将士们都欣然效命,愿往四川作战。李定国居然对刘文秀团结将士,试图巧妙化解分歧而感不满,强行召回刘文秀,中止收复四川行动,令这位仅存的兄弟十分悲痛心寒,次年就含恨而终。 孙可望降清后,愈加忠勇正直的李定国主政,但是南明朝廷的局面反而远不如孙可望在时,不能不说,李定国难辞其咎。 结语:站在明朝的角度,孙可望的确没有表示出协作的样子,但他坚持大西军天性的执政方式并没有什么过错,只不外他站稳脚跟后,的确受人影响,野心收缩,想走老大张献忠的旧路,成为真正的万人之上。这是孙可望既与明方旧臣格格不入,后来又与李刘两兄弟产生矛盾的本源。
客观来说,孙可望此人,才是真正让明朝西南事业能够支撑十年以上的支柱,没有孙可望,单靠李定国、刘文秀,一定还能够如此顺利,他们几兄弟各有专长,另外二人偏重军事才干,并不是真正掌管大局的类型。 李定国无疑是个十分令人尊崇的英雄,但是后来他越来越过于忠顺明方,这样的作为既是对大西军出身的放弃,也背离了自己对立明廷的初衷,当然这里也有“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要素,但他就不能既抗清又反明吗? 李定国联明抗清当然不能说有错,他的个人质量也没的说,十分值得敬重。但他后来的所做作为同样发作了显著变更,好比他如何看待孙可望的部下,包含怎样团结另一兄弟刘文秀方面,的的确确在大西军产生了不团结的恶果。 所以,不思索民族感情,孙李二人谁对谁错其实很难说得清,这可能也是李定国名声不显的主要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