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里，关于人命案的描写不少，但正式经过司法审问的案件却未几，其中有三起命案较为突出，即杨志斩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武松杀嫂。 但奇特的是，杨志、宋江和武松都没有因而而偿命，这怎样能说得过去呢？实践作者在文中作了妥善处置。 依据小说情节，杨志杀牛二时，牛二是空手，而杨志却是持刀的，固然两人发作了打斗，但杨志斗杀牛二完整是故意为之，所以，杨志的定罪为故意杀人罪。
再看宋江，阎婆惜手握宋江通匪书信，对宋江加以要挟，宋江为掩盖自己的罪名，于是情急之下杀了阎婆惜。所以，宋江也是犯了故意杀人罪。 到武松，那就更不用说了，杀潘金莲也好，西门庆也罢，都是有预谋的，也完整契合故意杀人罪。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三人都是故意杀人罪，那为何在小说中都轻而易举就逃脱了死罪呢？ 话说杀人偿命，这个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构成，为何在《水浒传》中却被疏忽？难道作者为了满足好汉们上梁山的条件，连最基本的法律认识都不顾了吗？ 其实不然，认真阅读原文，我们会发现，实践这三人都不是以故意杀人罪来论处的，而是以“斗杀罪”论处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案情都被人为的窜改了。 先说杨志，他杀了泼皮牛二，这个牛二在镇上的口碑原本就很差，是为东京街上一害，老庶民也不敢惹他，杨志将他结果了，等于是为民除害。
"推司"——又称"鞫司"、"狱司",是审问案情的官员,但无权量刑。 庶民和推司都念及他的侠义，所以在杨志犯事后，庶民们盲目地为他上下打点，而牛二家又没苦主，于是推司就把“款状都改得轻了，只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 再说宋江，他原本就在县衙工作，和知县要好，再加上素日里乐善好施，名声好，能够说，不少人都在维护他。 所以，固然后来他被抓，也在案情上做了处置。宋江自述：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 再说武松，他的案情窜改就更为离谱了。武松不论杀潘金莲，还是西门庆，都是故意为之。 但是县官念及武松是个侠义之人，将他的案情改编如下： 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奠，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相互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致使斗杀身死。’” 如上述，杨志、宋江和武松，三人原本都是故意杀人罪，但经案情窜改后，他们都以“斗杀罪”论处，确系事实。 那么，何为“斗杀罪”？难道“斗杀罪”就不用偿命吗？那倒也不是。
“斗杀罪”也就是斗殴杀人，宋律规则： “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为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依斗法。” 上述的意义是说，斗殴杀人致对方死亡的，要处以绞刑；假如运用了刀具，故意杀人者，处以斩首；假如起于斗殴，后又运用武器或刀具伤人致死的，仍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假如被人以武器刀具相逼，当事人也运用了兵刃抵挡，最终致对方死亡的，仍依照斗杀处置，也是绞刑。 总而言之，不论是斗殴杀人，还是故意杀人，都是死罪，只不外前者处绞刑，后者是斩首。 即便在《水浒传》的成书时期明朝，也有明文规则：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 可见，明朝关于斗杀罪的惩办比宋朝还要严厉，只需是斗殴杀人的，不论运用任何器械，以至是徒手，都要处于绞刑。 既然如此，那杨志、宋江、武松，最后均以斗杀罪论处，他们怎样没被绞杀呢？
我们经常说法不容情，但并不代表法律没有人情味儿。“杀人偿命”固然是古今共识，但关于斗杀罪来说，普通都有“前因”，假如朝廷不顾前因，固然满足法律意义上的“杀人偿命”，那这样的判罚常常难以服众。 关于“前因”的存在，我们现代法律有“合理防卫”这一说，但古代没有，那怎样照顾到“前因”呢？ 古代法律为了弥补这一漏洞，通常会在司法上采用一些救济措施。在宋元时期，主要采用“大赦”的措施，以此来赦免或减等处分。当然，大赦之法也并非特地针对斗杀罪。 在宋朝时，全国性的大赦相对比较频繁，平均每18个月就会有一次，其他区域性的“曲赦”，针对特定对象的“特赦”也是经常性的。 凡朝廷因皇帝巡幸或某地发作重灾，发布命令，赦免京畿或某一地域的罪犯，称曲赦。
元朝也大致延用了宋朝的措施，平均两年多也会发布一次大赦，契合条件的罪犯在享用大赦的待遇时，还要另外支付一笔“烧埋银”给受害者家眷。 而到了明代，大赦的频率就降低了，平均五年多才会发布一次大赦，而且还变革了死罪的复审程序。 宋元时期，依照法律，主审官先判死刑，然后再逐层上报复审，不时汇总到朝廷，皇上亲身过目确认了，死刑罪名则算成立，这个过程大约要耗时一年多。 而在明代则规则，每年霜降之后，由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向皇帝发起奏请，待皇帝批准后，下旨召集在京的各路人马，如公侯伯爵、驸马、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及侍郎、五军都督等高级官员，在刑部尚书的掌管下，于承天门外，对全国一切在押等侯秋后处决的囚犯中止会审，这一方式称之为“朝审”。 假如会审官员以为此案有可疑之处，或者死囚有可宽大处置的情节，即可奏请皇帝暂不处决，以便详加细审。
但是并非一切罪犯都适用于“朝审”，严重立功者则另规则为“决不待时”，也就是说，一经审结就要上报朝廷申请处决。 依据这一情形，明清在死罪后都会注明是斩、绞“立决”，还是斩、绞“监侯”，监侯就是等侯朝审。 关于斗杀罪，明代由绞刑改为了绞监侯。普通经过朝审后，原有被疏忽的前因结果都会被正视，这样罪犯常常能够得到减等处置，改为充军之类的处分，从而免于死罪。 由此看来，在宋元明时期，斗杀罪都有机遇得到赦免或减等处分。在小说中，关于这样的情形也有所表示。 好比杨志丢了花石纲，在逃窜途中得到了赦免，所以他才又想着官恢复职。 再如，在宋江杀阎婆惜一案中，更是十分明确地展示出大赦带来的“优惠”。他在逃亡中遇到到了大赦，所以当公人去抓他时，他说：
“你们且不要闹。我的罪犯又不该死，今已赦宥，必已减等。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见官。” 待六十日限满后，此案又被送至济州审断，经他再度打点，最后判处断杖刺配，原文描画如下： 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拟定得罪犯，将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 所以说，杨志、宋江和武松，三人都吃了人命官司，原本都是故意杀人罪，但经案情窜改后，他们都以斗杀罪论处，又思索到“前因”，所以，最终他们都享有了赦免或减等处分的权益。
只不外在小说中，作者关于这三起命案，并没有完整依照司法程序来记叙，而是直接出了判罚结果，也因而，杨志、宋江和武松都逃脱了死罪。 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重罪并不在“大赦”之内，好比十恶，即：谋反、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以及强盗杀人，放火决水等严重危害统治次序的罪名。 所以，后来宋江题反诗后，以谋反罪被判处了死刑 ，再也找不到减免的理由。而武松在鸳鸯楼杀了十几条人命后，也不可能再享用大赦，最后他们都走上了贼寇的道路。 综上所述，关于杨志斩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以及武松杀嫂，这三起命案都无人偿命，在史料中确有据可依。作者经过运用法律学问，巧妙地对案件中止了处置，既推进了情节的展开，同时也展示出人物身上的江湖道义，提升了他们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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