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和阿赫玛托娃促膝长谈的那一夜无疑是幸福的。这位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女诗人为此写了一组诗，致使于很多人对那一夜浮想联翩。而在伯林的讲述里，两人只来来回回地说话，他一度想去洗手间，可又担忧这样会破坏了诱人的氛围，不时没敢动，吸得瑞士小雪茄的烟头一闪一闪。 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对《纽约客》上的这段细节印象深化，把它写进了随笔。在编选最新随笔集《不任性的灵魂》时，他也将早年的文章收入其中。张新颖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这些年，他特别想出一本谈外国文学的随笔，一本“不封锁的书”。 《不任性的灵魂》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新颖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引出但丁、艾略特、伯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怀特等等让他内心为之一动的灵魂。 他说：“我写的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普通人。我要把‘天才’‘巨大’放到普通人里，或者把‘天才’‘巨大’放进普通的生活和爱中去。” 12月10日，张新颖与作家周嘉宁，批判家张定浩、李伟长做客思南读书会，盘绕这本新书，畅谈那些不任性的人、那些闪闪发光的爱，以及我们应该重新端详的生活。
左起：李伟长、张新颖、周嘉宁、张定浩 会转身回报的天才们 任性与不任性，原是天才灵魂的两面。具有超凡天赋的人理应任性，但是，他们认识到人生与自我的有限，选择了以不任性的方式渡过终身。好比歌德，好比奥登。 和奥登第一次见面时，布罗茨基就问他如何看待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奥登说：“我不喜欢这样一些男人，他们总分发一股背地有一群哭泣的女人的气息。” 张定浩也认同奥登对洛威尔的不喜。洛威尔患有重度抑郁症，屡屡发作就会出轨，病情稳定后又恢复正常。但他的妻子，小说家哈德威克特别容纳他，即便在离婚之后也和洛威尔不时坚持通讯。然然后来洛威尔出版诗集《海豚》，里面断章取义式地援用哈德威克的来信，这个行为深深伤害了哈德威克，在美国诗坛也惹起了很多非议。洛威尔的好友，诗人毕肖普写信给他，说他不应该如此，由于“艺术基本不值得那么多”。 相比洛威尔，张定浩也更喜欢奥登，“暮年奥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丰厚，也给予了诗歌一些新的东西，而非满足于用他人的和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诗歌。” 周嘉宁同样以为创作者不能以艺术为名，任性地做任何事情。好的创作者分明自己的边疆在哪里，也应该是一个谦逊的人——即便他是一个天才。 而天才也意味着承担义务，意味着不只在正常视听范围内比其他人更明晰地觉得颜色或声音，还能察觉到普通人察觉不到的振动，有才干使人们相互之间看见和听到更多。周嘉宁想，那些更微小、平凡的东西，可能需求创作者付出更大的努力。这当中包含洞察力，还有共情的才干，即更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站在自我与他人衔接的角度思索问题。 就像张新颖在书里写道：“巨大作家有才干转身回报，不只回报给他所从事的文学和这个范畴中的后来者，而且回报给他的民族中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后代，这是最重要的标记，也是最难企及的高峰。”
《不任性的灵魂》 背地的力气来自于爱 伯林曾赞扬《日瓦戈医生》里不相上下的恋情描写。他说恋情是多数小说的主题，但是那种充溢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存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恋情曾经难得寻觅了，他简直只是在《安娜·卡列尼娜》和《日瓦戈医生》中，才找到这样的恋情。 而广义的爱，还不限于恋情。 爱能够赐予人一种消费性的和肯定性的力气。张定浩说，怀特有句名言：面对复杂，坚持欢欣。而这种既能够恢复真相又能够不被真相所摧毁的质量，《不任性的灵魂》里写到的奥登、伯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都具有。这种质量的源泉，就是爱。 书的开篇写到布罗茨基用英语写作是为了接近奥登，为了“取悦一个影子”。张定浩由此想到黄灿然的《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但是，相较于“阴影”给人的焦虑感，他更喜欢“影子”这样中性的表述。当代写作者要有志向，让传统在自己的取悦中成为新的生命。 他还谈到《不任性的灵魂》的写法，是复述与援用的分离，在复述中，张新颖如他提到的博尔赫斯一样，是在试图和每个读者交谈，而在引文中，张新颖又试图将这些句子从原作的囚禁中挽救出来，让它们和我们一同继续生活。 周嘉宁坦言，在阅读《不任性的灵魂》时她感遭到的不只是文学上的共鸣，还有像你我这样的平凡的普通人，在比较紊乱的时期里如何生活，如何去爱。她最近刚刚开端写新的小说，开端写爱，她感到爱需求漫长的学习。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爱，没有人能以导师之名回答怎样去爱。”张新颖说，“真正会爱的人，是不时学习爱、练习爱的人。” 爱的学习与练习发作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阅历了这些年，张新颖更认识到普通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从大的层面，我们要维护个人的日常生活。从小的层面，我们把一个人的终身放在很细微，很专业的事情上，我想这是相通的。”
张新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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