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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法律的颁布造就了一个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 在古老的雅典，当时生产力很低下，单个人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钱并不多。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混不下去。 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于是。就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公民“六一农”。 借债者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的六分之五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六分之一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 所以绝大多数借债者都成为了奴隶。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 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当所有人甚至社会精英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失去了未来。 幸好，雅典有梭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8（559）年）。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 随着法律的颁布，社会趋于稳定，然后来时重铸货币，提高货币含金量和含银量。 随后颁布新的政策，政策总结为“抑强，扶贫，强中。” 重新划分社会阶级，按家庭财产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虽说按财产划分，一等与四等差距并不大，只是话语权高。 当时与雅典同样强盛一个城邦为斯巴达，目的都是统一希腊。 斯巴达与雅典不同，雅典公民自幼皆受良好教育，而斯巴达自幼便开始训练作战。 公元前431年，雅典率先出击，开始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由于雅典是盐碱地，产出农产品只够需求的1/30。斯巴达农产品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在战争中，雅典经济来源也就是酿酒制陶业等手工业几乎被完全摧毁。但雅典有着强大的海军，重创了斯巴达。 斯巴达开始退让，这为双方获得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 雅典为了快速恢复，开始经商发展经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雅典信心膨胀，再次开战。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连海盗都没法生存，随着不断地消耗，雅典再次迎来粮食危机。 为了快速补充物资，雅典开始了贷款和保险，内容是：商人来雅典，如果货物被大海吞噬，或者被斯巴达人俘获，或者其他意外，都将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 随着金融业的出现，引来了一波浪潮，如：土地贷款，房屋信贷，甚至给战争中的国家贷款。 随着所有人都进行贷款，只为赚取更多的钱，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义。 道德的堕落不是均线，而是直线。 腐败也随之而来。雅典便迅速蜕变为一个蝇营狗苟之所，加之战后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时行乐就成为雅典公民的一种时尚。 战士越来越少，他们更倾向于用货币来支付战争成本，迎来了一个新词“雇佣兵”。 雇佣兵没有挡住斯巴达的进攻，最终战败。 尽管战争后期，执政官已经意识到战争和海事活动导致公民道德沦丧，开始试图以怀柔政策团结盟邦和公民。然而，社会道德沉沦会遵从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建立一种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努力。一旦毁灭，又如何能在数年、数十年内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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